第五伯昌，复姓第五，1889年生于旬邑县魏洛村一个农民家庭，字良栋，化名正德。

20世纪20年代，旬邑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党支部在魏洛村诞生，其首任支部书记便是第五伯昌。1930年前后，他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在陕甘交界的“西北路”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及白色恐怖中，他积极工作、勇敢战斗；在旬邑暴动、旬邑游击队以及刘志丹领导的陕甘革命活动中，其作用和影响不可或缺。他为后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奠基者之一。

农民运动的先锋

第五伯昌祖父辈均系农民，以务农为业。少年时代，第五伯昌曾练过武术，困顿中的他幻想着凭自己识文墨和会武功的本领另寻一条生活出路。辛亥革命爆发后，第五伯昌当了兵，那时候士兵中识字者极少，他很快被提拔为班长。几年后，军阀混战，他离开部队回乡务农，出任魏洛村小学的校董，将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培养了不少人才。

1926年秋，中共旬邑特支书记许才升来到张洪镇，宣传革命，建立旬邑县西区（张洪）农民协会。第五伯昌觉得农民翻身的日子到了，不仅第一个报名，还动员亲朋、邻居参加农民协会，他则被推选为张洪区农协主席。

1927年3月，许才升到魏洛村创办平民夜校，这是一所革命启蒙性质的学校。第五伯昌先后动员40多名贫农入校，学识字，学习革命道理。平民夜校仅仅开办了一个月，许才升便在魏洛村平民夜校学员中发展了第五伯昌等11名党员。同时，成立了旬邑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魏洛支部，第五伯昌担任支部书记。

1928年5月，旬邑起义爆发，第五伯昌是参加起义中年龄最大的共产党员，也是这场农民起义中唯一参加过正规部队、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在攻占旬邑县城的战斗中，他出了不少主意。

起义失败后，负伤多处的第五伯昌掩护其他队员逃出虎口后，凭借自己一身武功，躲到老爷庙大殿的屋顶上。随后，幸存的30余名队员转入山区，成立了旬邑游击队，由第五伯昌出任党代表，领导游击队在旬邑、淳化、耀县交界的山区开展游击战，时而化整为零，时而集零散为整体，打击土豪劣绅、土匪、反动民团、国民党军。为旬邑保存了宝贵的革命火种和革命力量，使濒临死亡边缘的红军渭北支队涅槃重生。

陕甘红军的向导

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伯昌动员职田一带群众抬猪、送羊慰问。在改编仪式上，第五伯昌代表中共旬邑党组织出席仪式并讲话，向新诞生的陕甘游击队授旗，还将旬邑游击队主力补入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和特务队，大大加强了陕甘游击队的力量。当日夜，陕甘游击队以第五伯昌为向导，在谢子长率领下攻入职田镇，捣毁了国民党职田区公所，烧毁了绅士局的账簿、粮册、卷宗，擒获国民党职田民团团长唐碧武等人。1932年9月，刘志丹、谢子长决定率陕甘游击队向南游击，筹粮筹款，征集冬衣，而后北上安定、保安一带。临走前，刘志丹特意将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的特务队留在照金，安排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并交代习仲勋参与这支武装的领导和教育，协助指挥游击斗争。

刘志丹、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主力离开照金后，特务队中队长陈克敏叛变，枪杀了队长程双印。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第五伯昌任代理队长、习仲勋任指导员，率领旬邑游击队与特务队撤离照金，进入三原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会合。他们攻打马额镇，赶走了当地民团并分了土豪的粮食，在武字区吸收了百余青年，转移到旬邑县悟空洞，其后再次编入陕甘游击队。

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转角改编授旗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五伯昌则常驻该部做向导联络工作，被群众和战士亲切称为“第参谋”。

情报战线的斗士

1933年这一年，第五伯昌已经44岁了，游击队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不是行军就是打仗，有时候吃不上饭、睡不成觉。游击队员大多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组织上为了照顾第五伯昌，准备另给他安排工作。“第参谋”实在舍不得离开游击队，望着出生入死、并肩战斗的战友，向来意志坚强的第五伯昌眼眶噙满了泪花，一步一回头地向战友们告别。

这一年的下半年，第五伯昌奉上级指示，改名第五正德，迁住西安市未央宫柯家寨，租地务农，潜伏下来。他开了一家磨面坊，以向西安城内送面作为掩护，为西安地下党收集和传递情报、转送文件并联络掩护同志。

长期在艰苦环境中为革命出生入死、艰苦奋斗，这透支了第五伯昌的生命。1946年2月，年仅57岁的第五伯昌罹患肝炎逝世。

第五伯昌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他不畏艰险、不计名利，他是在白色恐怖中勇敢战斗的战士。这样一位优秀的共产党人，永远值得人民纪念！（中共旬邑县委党史研究室李小涛  赵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