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泉是党中央早期交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形势下，为建立党中央地下领导机关和开展党内交通做出了重要贡献。被捕后，他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

雄壮的无产阶级正气歌。

张宝泉，字仲苍，1901年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1915年入西安省立中学。1920年冬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插班二年级。1922年加入陕西旅京青年进步组织——共进社，随后又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上半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党组织派他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7月，奉调回国。

回国后，被分配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先从事工人运动，后转事党的交通工作。这期间，他工作虽然十分繁忙，但对陕西家乡的革命仍然非常关心。1925年10月11日，他接到在家乡三原举行的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的会议文件，阅后很激动，立即复函。信中他阐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指出“中国80余年来所受的痛苦，无一非帝国主义所赐！现在要使全国民众都明吾国目前纷乱的政治黑暗、军阀争权、人民失所、民穷财尽等，都是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走狗、媚外军阀与无耻的政客官僚所致”。他说：“怎样扫除这种乱源，使全国民众得到安宁、幸福、自由，唯有全国民众自己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打破自己的锁链，自己解放自己！”。这封信旗帜鲜明，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念。

1927年春，张宝泉随党中央到武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武汉形势渐趋紧张。武汉政府叛变后，张宝泉又奉命秘密返沪，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参与了建立党中央地下领导机关和开展党内交通的复杂斗争。八、九月间，党中央机关迁至上海，他担任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负责市内地下组织之间的联络、传递文件、安排会议、通知开会、护送和接待出入上海的中央领导同志等工作。

1928年春，反动派在两湖大肆逮捕共产党人，上海的斗争环境也越来越残酷，党的一些基层组织被破坏，地下工作者被捕的事件不时发生。当他得知少数意志薄弱者在被捕后屈打成招时，庄严地向组织表示“如果我被捕，我是一定会在严刑拷打面前，宁死不肯泄露党的秘密的”。他的誓言字字千钧，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

    1928年4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被捕的第二天，上海的气氛相当紧张。张宝泉为了下达中央紧急警戒的情报，先到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编辑部，通知了编辑部郑超麟，又赶到周恩来处送情报，见周恩来已安全撤离，他才放心地离开。不料刚到康脑脱路，忽然遇见外国巡捕搜查行人。他机警地吞掉情报，但身上的文件却被搜出，被巡捕带到巡捕房。根据搜出的文件，捕房断定他来历不凡，想从他口中获知党的重要机密，在对他诱逼无所收获时，便用非刑拷打。张宝泉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吐露真情。但因案情重大，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等亲自出面要求引渡，张宝泉遂被引渡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在龙华，他受到了更残酷的折磨。当天，张宝泉在被提审时，敌人要他供认是共产党员，交出组织名单，他拒不回答，立即遭到数百皮鞭的毒打，直打得全身血肉模糊，但他始终不吭一声。狱中难友看到这种情况，没有一个不感动得落泪。第二天又继续提审，他抱定必死的决心，意志更加坚定。他的双腿骨头被打得粉碎，浑身上下皮开肉绽，几次昏死过去，敌人又用冷水泼醒，但他仍咬紧牙关，怒目而视，回答敌人的只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兽性大发的敌人气急败坏，竟残酷地把半死的张宝泉拖到院子空地上，以二百军棍、七响盒子炮、三把刺刀将张宝泉活活打死。死后暴徒们又一齐举着刺刀把尸体挑起，扔到围墙外面。年仅27岁的张宝泉就这样壮烈牺牲了。

    张宝泉是为革命英勇献身的楷模，他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将永远激励着人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三原县委党史研究室鲁璇、孙蓓婷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