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党中央为了解决红军卫生器材和药品短缺的问题，派遣地下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大城市秘密采购。为了将分散、零星的卫生器材和药品集中转运到陕北苏区，周恩来指示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刘鼎，在西安市北新街东段的七贤庄一号院设立了秘密交通站。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在秘密交通站原址设立了合法机构红军红军联络处，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简称八办）。

1938年4月，八办决定在长武设立后方勤务办事处，负责关中西部物资的采买及新疆转来物资的接收转运工作。选择在长武设立交通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长武交通便利，新疆送来的物资通过西兰公路可以直达长武；二是长武紧挨陕甘宁边区，从长武经庆阳到延安一路都在边区管辖内，运送物资的安全有保障；三是长武俗称旱码头，商业贸易异常活跃，陇东的粮食、牲畜，灵台、麟游一带的山货，关中乾县、礼泉、永寿、兴平、武功一带的土布、棉花等物资，大都运到长武来进行贸易交流，物资品种繁多，采购方便。

后方勤务办事处设在长武县城东边的七里村，内部通称“兵站”或“仓库”。七里村是一个中等规模的村子，西兰公路从村中通过，村民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以务农和搞运输为生。后方勤务办事处设立后，范玉龙任主任，钟毓华任副官，罗长贵任勤务员，还有四名工作人员，主要任务是接收、保管、转运各种军需物资和采买当地的生活物资。八路军三八五旅的一个警卫连在此担任保卫和押送物资的任务。

兵站工作人员虽未公开自己的工作和任务，但当地群众看到来的部队是八路军，就热情欢迎，大力支持，主动把自家的窑洞腾出来，让给兵站人员住宿、办公或做仓库。兵站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与七里村的群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帮助驻地群众打扫卫生，从深沟里担水，帮助缺少劳力的农户锄地、收庄稼；休息时间和群众拉家常，了解社情民意；春节、元宵节时和当地群众一起联欢，耍社火。群众也把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当亲人看待，帮助他们洗衣服、缝补丁，过节做的好饭菜也送给他们吃，有的村民甚至把战士带到家里一块过节。每逢一批物资到来，周围的青年人主动无偿帮助装卸，一些年纪较大的人则站在远处站岗放哨，防止坏人或特务进行破坏。有些物资在运送途中包装被刮破，群众主动帮助重新包装；有些衣物、被服被雨水浸湿，群众就帮助他们晾晒；有时运送物资的车辆不够用，搞运输的农户就主动停住揽下的生意，先给兵站送货。军爱民、民拥军的事迹在七里村广为传颂。

兵站成立不久，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曾来到兵站视察。他对兵站的选址和工作安排、安全保卫表示满意，同时安排了接收苏军援助物资的任务。运输物资的车队到达长武后，警卫连迅速沿车队部署了警卫圈，封锁了两边的路口，并为运输物资的同志准备好热水、热面条。待其休息好后，又安排警卫连一个排的战士护送车队赶往边区，到庆阳顺利交接后才返回长武。

1938年夏，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的高自立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经新疆回延安时随车运送了皮大衣、军火等物资。因运送车辆是雇用的商用汽车，物资只能卸在长武，由时任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副专员的马锡五和陇东地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兼青年救国会主任李瑞山具体协调安排这批物资的存放和转运工作。马锡五、李瑞山接到任务后立即与长武七里兵站联系，动员当地的大车，选择可靠的人员组成车队参与运送。高自立带领车队来到长武后，兵站的同志按照预定方案迅速卸车，分类存放。警卫连分派警卫人员，沿长庆公路护送物资前往庆阳，交给了三八五旅，顺利完成了这批物资的运送任务。

七里兵站通过地下党组织，采取各种隐蔽形式，在接收转运物资的同时还采购粮食、棉布、棉花、药品等物资。当时，长武的民生工厂也扩大生产，把他们生产的毛巾、毛袜、手套等交给兵站，民生魁商号还多次从西安为兵站购回手电筒、电池等物品。这些物资有力地支援了边区和八路军抗战。同时，兵站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充分发挥了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的作用，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极大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1939年，盘踞在长武县亭口镇的国民党预备第三师第九团，不断派遣便衣特务到七里村和县城窜扰，在通往边区的大路上增设了关卡，七里兵站的处境十分困难。根据新的形势，八办决定撤销七里兵站。兵站的工作人员在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将所有的库存物资运送完毕后，于1939年8月返回西安办事处。警卫连的战士也在完成最后一批物资的押运任务后回到原部队。

七里兵站从建立到撤销，历时近一年多时间，以出色的工作成绩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其所开辟的向边区输送物资的通道一直延续下来，为边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作出了贡献。（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