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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文章讲好党的七大的故事

日期:2023-01-28  来源:学习时报  点击:4183

编者按

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前,学习时报策划推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回眸”专栏,系统回顾了七大召开的历程及历史意义。

现学习时报微信公众号“长春桥6号”工作室将该栏目6篇文章合集推出,以飨读者。

 

集全党优秀代表于一堂

——党的七大代表是怎样产生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在党成立后召开的几次党代会中,占有特别重要和特殊的地位。选好出席七大的代表,既是召开七大最重要的组织准备之一,也是保证大会成功的重要环节。

  尽可能作到用民主方法选举代表把优秀的党员推选成为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是党的组织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1937年十二月会议决定召开七大,选举代表的工作便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总的来看,七大代表的产生,前后大致分了三批,即1939年、1943年、1945年初,都是根据中央提出的代表要求,由各地选拔而来。

  1938年1月20日,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秘书处发出地方党筹备七大工作的第一号通知,要求各地要“选拔培养与训练党的优秀干部准备为出席大会代表的候选人”。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关于七大代表的问题,规定了代表的数目、不同成份、男女、各种工作、各个地区的比例。4月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大会规定出席代表人数500人。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全会闭幕之后,适时地进行选举,“使那些最优秀的最为党员群众所信托的干部与党员有机会当选为大会的代表,使七次大会能够集全党优秀代表于一堂,保证大会的成功”。11月6日全会通过的召集七大的决议也规定:代表的产出,“须尽可能作到用民主方法选举代表”。

  1939年6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二号通知,对代表资格的要求和各地区代表名额的分配,作了明确的规定,包括:政治上绝对可靠、一年以上的正式党员、真正能代表该地组织、反映该地工作的各级干部、代表年龄一般为二十岁以上;尽可能求得工人百分之二十,妇女、青年百分之十,工人成份尽可能求得其中有大城市、大产业、铁路、海员、矿山等工人参加,但不得滥竽充数。7月21日,中央又发出第三号通知,要求各地除照数选举正式代表外,并应选出三分之一的候补代表(总数为一百五十人),遇正式代表因工作不能出席时,候补代表可按次递补为正式代表。

  中央决定七大代表的名额按照各地党员的数量、质量、环境、交通等条件分配。1939年时,北方局20.2万党员,选74名代表;华中局4.67万名党员,选50名代表;陕甘宁有5.6万余名党员,选100名代表;八路军约有9万名党员,选95名代表;新四军约有1万名党员,选50名代表。因为各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的党组织所处的环境差异很大,所以各地选举的方式和方法也不一样。

  各单位和各地代表的产生。按照中央的文件精神,各地代表的产生,主要是分为民主选举和领导指定两种情况。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队,基本上采取民主的方法选举产生。在地方,由各省的或区的代表大会选出;在部队,由八路军、新四军师的党代表大会或支队党代表大会选出。

  中央直属机关代表是由中央直属机关选举产生的。中央直属机关主要有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新华社、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部、中央城工部、中央党校等。负责群众团体的中央民运委员会,下辖工会、青年、妇女等工作部门,还有解放日报社,等等。地点以杨家岭为主,还有枣园组。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以王家坪为主,有总政治部、中央警卫团等。据七大代表回忆:“能否选上,是正式的代表还是候补的代表,完全由票数的多少来决定。后来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也是这样,严格按照选票的多少入选。七大的选举完全是民主的,选举人、被选举人互相都认识。”

  不少地方党组织按照中央的要求,通过召开党代会选举产生七大代表,如陕西省、陕甘宁边区、山东、山西等地区。1939年8月,陕西省委在云阳召开扩大会议,选举贾拓夫、欧阳钦等为七大代表。同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塞举行,与会代表170名,选举出席七大的代表是会议的议程之一。时任三边地委书记的白治民、八路军留守兵团第5团政委李宗贵,都是在这次党代会上被选为七大代表的。1939年10月,在山西岚县王狮村召开的晋西北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赵林、罗贵波等被选为七大代表。同年12月,晋西南区党委在山西隰县高家条村召开全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林枫、张稼夫等7人为七大代表。有的地方因战争环境不能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也有直接指派的七大代表。

  当时在苏联治伤的周恩来,于1939年12月29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中国问题备忘录》,在最后部分讲到中共七大代表的选举问题,指出因战争关系,直至今年下半年,始在各地召集省区代表大会,进行代表选举。全国代表人数,规定500人外加候补代表三分之一。其中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北中原各省区代表在7、8月中多已选出。

  七大代表有的没能参加大会就牺牲了。谈到当年七大代表的选举,作为亲历者的杨斯德赞口不绝。他回忆说,所在部队选举七大代表时十分严格、十分民主。代表的首要条件是作战勇敢、工作先进,能起模范带头作用。他所在的党支部推选出的一位叫朱广泉的代表,到延安出席了七大。

  方朗是大后方代表团的女代表,在出席七大的代表中是最年轻的一位,由中共闽粤赣特委选举产生。当时中央给闽粤赣边区10个代表名额,其中,有3名是指定的正式代表,即时任第十八集团军和军委参谋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的叶剑英;时任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高级联络参谋边章伍;时任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的方方。按规定,本地区的代表、青年、妇女代表要占一定比例;正式代表要有实际斗争经验,等等。所以,当时17岁的方朗,在1939年11月中共闽粤赣特委召开的各县代表会议上被选为候补代表。

  有的同志被选为七大代表,却因为工作需要离不开,没能到延安出席大会。有的是已经到了延安,但因会议延期又因工作需要离开延安,如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还有的七大代表没能参加大会就英勇牺牲了。如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当选为七大代表,并且已经在前往延安的路上,因为工作需要,他又回到浙江。1942年2月,他因叛徒出卖在温州被捕,后英勇牺牲。还有当选七大代表、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南方工委书记的张文彬,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受尽折磨,1944年在监狱中牺牲。

作者:李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1年12月10日第3版

 

 

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

——七大代表奔赴延安的艰辛历程

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全国各地选出的七大代表要集中到延安开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有的因为路途遥远,距离延安甚至几千公里;有的直线距离虽然不算太远,但在敌人的层层封锁下,仍然困难重重。除了中直、军直代表团和陕甘宁边区、晋绥代表团就近不用长途跋涉,其他代表团如晋冀鲁豫、山东的代表,特别是华中、大后方代表都是一路艰辛,向着向往已久的延安进发。陈毅所写诗作“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大海有波涛,飞向清凉山”,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各地代表不畏艰险奔赴延安的心情。

冀南代表两次出发。1939年9月8日,冀南的七大代表统一换上八路军军服,在冀南军区武装部队护送下向延安出发。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为加强统治,切断太行山区和冀鲁豫平原的联系,对平汉等铁路线的控制和封锁特别严密,在铁路两侧各挖了宽4米、深3米的封锁沟。10月份的一个夜里,代表团由河北内丘县境过平汉铁路时,不料被敌人发觉,又遭遇封建会道门“六离会”的骚扰,未能通过封锁线,不得不退回巨鹿县西部。代表团原准备研究好对策后再度前进,忽然接到中央通知,让他们暂缓到延安。于是代表团又返回根据地。

11月底,代表们又接到命令,再次出发。冀南代表们在部队掩护下,昼宿夜行,披星戴月,于夜半时分在内丘县北、尧山县西横穿平汉路,穿过了这道严密的封锁线,告别了华北大平原,眼前呈现连绵不断的山地。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大家兴致勃勃,毫无怨言。

1939年底,山东代表向延安出发了。一路上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过微山湖时,还和日军打了一仗。经过艰苦的行军,穿越敌占区,他们到达了太行山八路军总部。

因为日军对太行山区封锁很严,山东代表团和集中到这里的冀南、晋东南代表团一起进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1940年5月下旬,他们又随晋察冀部队跨过正太铁路,来到晋察冀边区的河北平山、阜平,住了3个多月。直到百团大战开始后,聂荣臻司令员派骑兵团护送,他们才和随后到达晋察冀根据地的华中、大后方代表团一行100余人,从阜平出发,经过五台山,从山西崞县越过同蒲路。

八路军第120师贺龙师长派部队前来接应。代表们一行穿过敌占区,涉水渡过汾河,来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山西娄烦镇的八路军第120师兵站,然后到山西兴县县城。这时正是中秋节,贺龙、林枫前来看望大家并设宴招待。停留数日,他们从黑峪口渡过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经佳县、米脂、绥德、清涧等地,于1940年10月10日到达延安。他们到延安时,朱德总司令骑着马过来欢迎。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欢迎会,欢迎从敌后来的七大代表。

赴延过程艰险重重。1940年4月,晋察冀根据地的100多名七大代表在河北阜平县集中,准备赴延安参加大会。代表们分成两个大队:军队代表是第一大队,地方代表是第二大队,还带了一个警卫连负责安全工作。

在晋察冀前往延安的途中,敌人设置了多道封锁线,代表们只能走山路、走小路,起早贪黑,一天走六七十里。5月26日,队伍计划在太原市西南、阳曲以北的白水镇过同蒲路。穿过铁路后,刚一进山就遭到敌人袭击。敌人把前后路都封锁住了,前进过不去,退也退不回来。警卫连战士冲上去阻击敌人,冀中区党委副书记兼民运部部长鲁贲带头从山侧跳崖,姜占春也跟着跳了下去,到半腰碰到石棱把他架住了。这时,从上面又跳下一个人撞在他身上,他们一起滚到了沟底,姜占春的左肩被摔得骨折。姜占春负伤后,虽然膀子很疼,但仍坚持追赶队伍。 

在这场遭遇战中,鲁贲、吴健民等牺牲,不少同志负伤。突围出来的队伍过了汾河,到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贺龙亲自接见、安排,给他们配备马匹、服装,给伤员作了治疗。1940年6月18日,他们到达延安。

晋察冀代表在途中遭遇敌人袭击后,毛泽东等领导人非常重视,立即为此事致电要求各地采取措施,保证代表途中的安全,以后再也没有发生此类事故。

历时一年多的小长征。1939年9月6日,浙江省的七大代表离开温州平阳县的冠尖、马头岗,向延安出发。途经山东时,七大代表刘先得了伤寒病,发高烧,病得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团部特地向当地老百姓雇来毛驴让刘先骑。到达鲁中时,遇到在这里检查工作的徐向前,他一听代表团里有人患病,便特地派医务人员前来看望,并拿出当时珍贵的“盘尼西林”针剂,一连打了几针,才使刘先的高烧逐渐减退。

从香港、梅州、韶关出发的广东、闽粤赣边区等地代表,从1939年11月出发,先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后又到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同来自上海、浙江等地的华中代表、大后方其他代表会合,沿途见到刘少奇、陈毅、罗荣桓等领导人并得到他们的关心和帮助。经过近14个月的长途跋涉,他们于1940年12月26日下午抵达延安。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经由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10个省,行程上万里。

到延安后,毛泽东在杨家岭亲切接见了全体代表,并风趣地扳着指头说:你们过了长江,又过了黄河,过了津浦路,又过了陇海路,还翻过了太行山。中国有名的河流、山川、铁路,都让你们走过来了!我们过去叫长征,你们呢,也是长征,人数少一点,是小长征。

刘少奇、陈毅赴延安。1941年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在华中工作的刘少奇并告陈毅:中央决定刘少奇来延安一次,并望能参加七大,要求“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1942年7月9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刘少奇:“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途中,刘少奇多次遭遇险情,他沉着应对,同护送的指战员一起渡过了这些艰险。12月30日,刘少奇一行经淮北、山东、冀鲁豫、冀中、太行、太岳、晋绥,历时9个月,行程数千里,穿越敌人103道封锁线,终于从华中安全抵达延安。

1943年11月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调陈毅来延安参加七大。接到通知后,陈毅于11月25日离开华中黄花塘新四军军部,过洪泽湖,然后在铁道游击队掩护下,过津浦路和微山湖,穿过安阳,越过平汉铁路,沿清漳河北行,抵达太行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山西左权麻田,经晋冀豫向晋绥前进,渡汾河、过同蒲路封锁线,过吕梁山区,于1944年3月7日到达延安。

代表们到延安后,因大会延期,大多数代表进了中央党校学习,以后又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为七大召开做好了思想理论准备。

 

作者:李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2年1月7日第6版

 

 

见证七大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坐落在延安城西北2.5公里处。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这是党成立后召开的最为重要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因见证党的七大而载入史册。

 

一波三折的七大会场

1939年冬,武汉大学毕业的杨作材,接受了设计召开七大所用礼堂的任务。杨作材是江西九江人,1936年大学毕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奔赴延安。因为他对建筑有兴趣和爱好,被调到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一天,他接到通知,来到安塞李家塔,一位负责同志向他交待任务,设计在那里建的七大用的礼堂,要求容纳1000人左右,同时还要造三四百个窑洞,供代表们住宿。

当晚,杨作材便在炕头上开始设计,一连工作几个通宵,完成了礼堂的设计图纸。在施工队伍的努力下,全部工程只用了三四个月就竣工了。

这时已是1940年的春天。杨作材忽然接到通知,七大暂时不开了,要他马上去枣园设计一个能容纳三四百人的礼堂。建造枣园礼堂时,原来延安城拆迁时拆下了许多木料,全部用上了。比如,从鼓楼拆下的重檐上的木料,正好做成了礼堂的天窗,斗拱做成了礼堂二楼的挑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枣园后沟礼堂,它为后来建造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作了技术上的准备。

1941年冬,中央办公厅河沟对面一座砖木结构的小礼堂,因为木炭火花点着棉花起火被烧毁了。小礼堂烧毁后的第3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找到杨作材,要他在小礼堂遗址重新设计一个大礼堂。此前,李富春曾陪同七大秘书长任弼时,先后到安塞真武洞、枣园后沟等地勘查七大会址。最终选定了在杨家岭修建中央大礼堂,利用中央党校的校舍作为代表们的住处,这一方案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

大礼堂成为当年延安最为高大雄伟的建筑

杨作材设计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时,把平面图、正立面图、侧面图和剖面图都画在一张大图纸上,然后钉在办公桌上,供大家查看。至于细部图,则是仍照老办法在施工现场临时画给工人们参考,或在木板上放个正式样子。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是一座木石结构。为了避免在礼堂内出现两排阻挡视线的柱子,杨作材采用大的石拱代替了木梁。当地的木料,特别是能用作大梁的木料十分缺乏。而石料则是取之不尽,且石匠技术水平非常之高。所以,礼堂的主厅采用的是石拱结构。杨作材请温家沟农具厂造了一个五轮复式滑车,上边是三个轮子,下边两个轮子;又到新市场上定做了一根1寸来粗的长麻绳。每次吊装那些1米见方的大石头或梯形石头时,用这架滑车,只需两个人就能把它吊上去。这在当时就算是一个很进步的“现代化”工具了。

1942年春,中央大礼堂开始修建,年底竣工。竣工后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长35米,宽30米,高13米,屋顶呈穹庐状。设计将西式建筑与陕北窑洞的特点相结合,既节省木料,又坚固耐用,宽畅明亮。大礼堂分为大厅、舞厅和休息室三个部分,礼堂大厅可容1000人左右。建筑物的前面有个塔楼,塔顶上有一根旗杆,可从正厅上走过去挂旗。从外部看,礼堂像两层楼房,进去看又似窑洞结构。整个建筑庄严朴素,刚一建成,便成为当年延安最为高大雄伟的建筑。

参加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施工的工人,多是从绥德、米脂一带来的能工巧匠。米脂县杨家沟有一位木匠叫王应明,参加大礼堂的施工,被毛泽东称作“土工程师”。彭敏也参加了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修建。他是江苏徐州人,扬州中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他回忆,修建大礼堂,难的是建筑材料一样都没有。为了要结实,他选择的木材尽可能粗,石料也要选好的。后来胡宗南率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许多建筑被炸毁,而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没被完全炸毁。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正门上方,是一个铸铁窗棂子,中间有一颗大的红五星。这个大红五星原是李家塔礼堂用的,后因故没有使用上,就把它用到了中央大礼堂。铸铁窗棂子是鲁迅艺术学院设计的,画的图案虽然挺漂亮,但是太繁琐,送到茶坊兵工厂后,负责铸造的同志将它修改铸造成了几个大格子。

庄重而热烈的会场布置

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钟敬之专门设计了大会会场的布置,总的气氛是既庄重又热烈。主席台中央高悬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侧面头像,两边各插三面共六面鲜艳的党旗,领袖像挂在红旗的正中间。两边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

中央大礼堂两边的墙上挂有6个“V”字型的旗座。每个旗座上插着四面党旗,共挂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创建了24个年头。每个旗座上还钉有一个标语牌,上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字。大厅后墙是毛泽东题写的“同心同德”四个大字。

主席台前与左右两侧的长条桌后各放有扶手的靠背软椅,供主席团成员就坐。大厅里放着32排木质靠背椅,每排能坐24人,共200多张木椅。大厅中间留着甬道,两旁还可以安放一些椅子作为边座。七大召开时,547名正式代表和208名候补代表,每人都有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固定座位。主席台侧面还安放着几张供大会工作人员主要是记录人员用的桌椅。

主席台的陈设十分朴素,只有几张条桌和十几把木椅。主席台上的长条桌上,摆着几盆盛开的山花,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最引人注目的是主席台顶端的石拱上,挂着红底镶着黄字的一幅巨大横联,上面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下面的红色横幅上写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4个大字。在七大开幕式上,朱德向大会致辞,首先就提到了“这次开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这是一件多么值得自豪、值得骄傲的事啊!

作者:李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2年3月18日第6版

 

为什么说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前夜,为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做准备的极为重要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式上指出:“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党内团结的模范

团结是胜利的保证。党的团结是党的事业能够成功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历了无数的实际斗争的考验,克服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终于在1935年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这个决议提出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强调全党全国人民的坚强团结,特别提出了看齐原则。他指出: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为什么要看齐?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全党的团结。正如毛泽东所强调:“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我们有一条方针,就是团结,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在大会的发言中,许多代表都谈到团结的重要性。陆定一在发言中指出,大革命失败后,党内生活很不太平,风浪险恶,甚至到党几乎发生分裂的地步。但终于找到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整套的战略策略,找到了它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同志,我们党真正地在毛主席领导下面,空前未有地团结起来了。我们不要忘记教训。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团结得更加巩固,更加好。傅钟认为,在党内阻碍团结的是盲目的山头主义倾向。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大公无私,正确地处理个人与党的关系。依靠党依靠人民,是稳如泰山,万事好办。搞好团结就会天下太平,大家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自我批评的模范

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作风。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没有什么个人利益不可以抛弃。按照共产党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检查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进行自我批评,也是维护革命队伍团结的需要。在七大会上,许多代表包括一些身居高位的领导同志都在大会发言中勇于解剖自己、敢于作自我批评,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光明磊落的思想境界。
  一些在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他们在会上严于解剖自己,无私无畏地、深刻地反省自己,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如张闻天检查自己入党后,主观上虽是曾经决心做一个良好的无产阶级的战士,但并未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被加以彻底改造,就到莫斯科学习去了。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却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行动的指南,却反而把它当做了教条。参加临时中央后,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与富有中国革命经验的领导同志,这实在是非常错误的。“应该向一切当时被我们所错误打击的同志赔不是”。这些同志坦诚地自我批评,给大会树立了良好的风气,使代表们很受感动和教育。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七大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

党内民主的模范

七大的民主精神体现在大会从筹备到召开的全过程。从大会筹备到会议文件起草,从大会召开到大会最后的选举,大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都贯穿了民主精神,发扬了党内民主。
  在大会的筹备过程中,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就遵循和发扬了民主精神。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应在努力发展党与巩固党的基础之上,依照民主的方法,适时地进行选举,使那些最优秀的最为党员群众所信托的干部与党员有机会当选为大会的代表”。中共中央在11月6日召集七大的决议也规定:代表的产出,除了某些因环境关系不能进行民主选举的地区外,须尽可能作到用民主方法选举代表。因此,各地选举七大代表时尽量采用民主的方法,如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民主推荐和选举七大代表。
  在七大文件的准备过程中,无论是大会的政治报告、军事报告,都发扬民主,经过了反复讨论、反复修改。毛泽东起草的政治报告,广泛征求意见,至少修改了8次才最后定稿。朱德起草的军事报告也是如此。通过讨论,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报告内容的丰富和完善,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大会召开的过程中,大会分组讨论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的军事报告,并安排了大会发言。要求大会发言的代表先向主席团报名,排定先后,按规定时间发言。在大会发言的26位代表,分别结合大会报告和各地、各方面、各自工作实际,畅所欲言。发言内容包括国际国内形势,陕甘宁、晋察冀、山东、华南等抗日根据地工作,军事工作,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工作,敌占区的城市工作,东北工作,少数民族工作,机要工作,锄奸工作,党的统一战线、团结问题和整风问题,还有在会上作自我批评的。
  七大的选举充分尊重和体现了选举人的意志和愿望。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几上几下,各代表团代表充分讨论,发表不同意见,最后实行的是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达到了选举的目的,即把真正能够保证大会路线实行的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包括一些犯过错误但是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同志。针对选举中央委员时王稼祥落选,毛泽东又在大会上讲道理,耐心细致做工作,使选举工作顺利进行。

作者:李蓉 匡萃冶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2年5月27日第7版

 

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在全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中共七大的历史性贡献,极大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历经艰难探索逐步形成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异常艰苦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但是,党在幼年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认识还很肤浅。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解决好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依靠群众,建立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独创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初步解决了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等问题;初步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等。同时,还在反对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右倾错误的情况下,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在总结全党集体智慧的过程中初步形成。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所写的许多理论著作和党的许多决议,又使毛泽东思想得到进一步展开。特别是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完整论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

概念的提出和阐释

1941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发出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2年7月1日,朱德、陈毅等撰文提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正确的思想体系”等表述。
  首先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是王稼祥。他在1943年7月5日所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并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此同时,刘少奇号召全党“用毛泽东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机会主义思想。周恩来在1943年8月由重庆返回延安,在中央办公厅举办的欢迎会上指出:我们党在这三年做了比过去20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党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从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实际上就是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经历了24年革命历程中胜利与失败的反复比较,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体认,这就为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提供了充分的政治条件、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七大通过的新党章,第一次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也就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作为全党团结和巩固的基础。毛泽东思想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环境、经济文化基础以及革命性质、基本动力、斗争形式、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七大概括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
  七大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了精辟阐述,成为七大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参加大会的代表认为,王明、李德他们搞教条主义,照搬外国经验,照着书本打仗,牺牲了那么多同志,还差点断送了中国革命,他们那一套根本行不通。只有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我们的革命才有前途。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我们革命胜利的思想保证。

全党的众望所归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全党的众望所归。
  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造的胆识和魄力,反映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反映了党的理论水平的极大提高。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对统一全党的思想,指导全党的行动,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为此,七大号召全党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毛泽东思想在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努力奋斗,于1949年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此后,毛泽东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迄今还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者:李蓉 匡萃冶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2年7月8日第2版

 

为什么说党的七大是极其重要的一次大会

最近出版的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指出:党的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极其重要”的表述非同一般。七大结束后的两个多月,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大会后4年零3个多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如喷薄而出的红日,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毛泽东在七大致闭幕词中讲到,这次大会通过了三件大事:一是决定了党的路线;二是通过了新党章;三是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极其重要”就集中体现在这三件大事上。

在光明和黑暗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中作出决策

在七大开幕之日的1945年4月23日,德国柏林已经能够听见苏联红军的炮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也已经到了最后胜利的前夜。这时的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光明的路,一条是黑暗的路;中国也面临着两种命运,一种是光明的中国之命运,一种是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这是一个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这是一个老中国。是要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

毛泽东在大会开幕式上明确指出:七大的任务,就是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毛泽东强调: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

党的七大是关系当时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在中国面临光明和黑暗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关键时刻,七大作出了正确的决策,这就是:“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争取光明的前途,这个重大决策的作出,实际上解决了中国革命发展中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这也是七大成为一次极为重要大会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方位。

正确制定党的政治路线

党的七大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24年来,特别是六大后17年以来党的各项工作和经验教训,分析和研究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和潮流,考察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深刻地揭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规律,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项基本经验,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作为基本途径,以党的领导作为核心保证,以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作为奋斗目标。这条政治路线总结宝贵的历史经验,集中集体的智慧,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不仅如此,党的七大还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又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因为七大确定的这条政治路线及其行动纲领为全党所遵循,同时通过全党的工作,把全国各民族人民组织起来,彻底贯彻执行七大所确定的各项政策和战略部署。这就为争取和实现中国的光明前途,为完成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一艰巨任务,提供了坚实的重要保证。

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为完整的新党章

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在全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但在党的幼年时期,解决好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问题非常困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实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了的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原则,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最宝贵的历史结论,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方针,使全党有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七大党章还第一次把党的纲领作为有机部分写进党章,明确规定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进一步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三大作风,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新党章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提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高度。

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坚强领导集体

七大的选举,是党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七大选举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一掌推开,只要他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二是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先进代表人物都选进中央委员会。三是不要求每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集中选出来。

根据这些原则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七届中央委员会包括中央委员44名,候补中央委员33名。这个领导集体,由各个地方、各个岗位、各种经历的优秀人物所组成,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具有极其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空前团结、成熟的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的形成,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进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领导核心。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增强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充分的思想条件,党中央还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考虑到七大上还有很多议程,所以将决议放在筹备七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这是党成立以来有关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文件。

党的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也是党的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大会,为党的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次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作者:李蓉 匡萃冶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2年8月5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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