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南，1908年出生，乾县阳洪镇好畤村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他一生致力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党的外交事业，历尽艰难险阻，颇富传奇色彩。
追求进步 投身革命
王炳南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其父王宝珊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受家庭的熏陶及五四运动的影响，王炳南少年时便接受革命思想。1925年在三原池阳中学读书时，经同学赵宗润、贾怀庚介绍，王炳南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参与领导了乾县东南乡20多个村庄2000多名农民的“交农”运动。1926年8月，中国共产党乾县特别支部成立，经特支书记张含辉批准，王炳南转为共产党员，并担任特支组织委员。11月，张含辉调回西安工作，王炳南任中共乾县特支书记。1927年4月，接中共陕甘区委通知，王炳南就任国民党西安市党部宣传部长，同时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期间，他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委派，赴淳化县从事党建工作。
1929年，王炳南由杨虎城将军资助出国留学，先赴日本，后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专业。在此期间，他按照党的指示，组织在德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中的留学生，建立抗日和反法西斯小组国际反帝大同盟，接受国际共运的领导。他担任德共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和旅欧华侨反帝大同盟主席等职。在德国留学和工作期间，他结交广泛，朋友遍及欧洲各个城市。著名的国际共运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即是他在这一时期结识的好朋友。1935年秋，王炳南与有着共同目标的大学生安娜利泽结婚，安娜利泽遂改名为王安娜。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王炳南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委派，准备回国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做争取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抗日的统战工作，王安娜也为了摆脱盖世太保的监视，于1936年3月随王炳南假道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国。
初入仕途 崭露头角
王炳南回到西安不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王炳南不仅担任周恩来的联络员，而且充当着杨虎城和张学良之间的牵线人，并担任西北民众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积极向国内外广泛说明西安事变的真相，宣传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立场。同时，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会见史沫特莱、斯诺、爱泼斯坦、贝特兰等国际友人时，都由王炳南牵线安排，并由其妻子王安娜担任翻译。在此期间，王炳南协助周恩来为中共代表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毛泽东和朱德均亲笔致信，予以高度赞扬。1937年，杨虎城将军被迫出国前，将王炳南介绍给国民党宋子文，从事中共与杨虎城的联络工作，同时担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1938年春，王炳南奉调重庆，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负责人，中共中央南方局候补委员，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39年，南方局正式成立外事组，王炳南任组长。他遵照周恩来“广交朋友，深交朋友”的指示，开展灵活多样的外交攻势，接触了各种持不同政治观点的美国在华人物，其中有美国名将马歇尔将军、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参赞范宣德、外交官戴维斯和谢恩兄弟，还有美国驻华新闻处的麦克、菲谢、费正清、包瑞德等。尤其是他和曾任美国远东战区总司令的史迪威将军有着十分友好的关系。1944年，通过史迪威将军，一批美国记者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和阻拦，访问和报道了延安，从而引起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后来，美国又派遣军事观察组赴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周恩来曾于1944年8月6日亲笔致信肯定王炳南的工作：“达尼同志：空中飞来你的书信，高兴得很，这一关打通了，以后当不难来往，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无限量的发展，偏劳你们……。”
王炳南在重庆工作期间，无论是同国民党，还是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军事家、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都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通过这些渠道，他及时为周恩来收集和提供了各种珍贵的情报。周恩来曾说过：“炳南不但是我的左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王炳南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随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负责联络安排毛泽东在重庆的起居、安全和衣食住行。以后又担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外事委员会第二副书记兼发言人。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后，他相继在延安、晋绥和西柏坡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
捭阖纵横 叱咤风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炳南出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等职，协助周恩来筹备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54年4月，著名的日内瓦会议在瑞士召开，王炳南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秘书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次参加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性大型会议。会议期间，他协助周恩来运用高超的外交技巧，广泛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以争取世界各国朋友的理解和支持，赢得了日内瓦会议的圆满成功。
1959年4月，王炳南出任中国驻波兰特命全权大使。当时，美国极欲想通过第三国调停斡旋，办理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战俘和美国在华被关押人员的问题。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遂请英国代表转告美国：“有关中美之间的问题，可由中美双方直接接触”。于是在日内瓦开始了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大使级会谈谈了15年，共谈了135次。王炳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代表，参加了从1959年到1964年9月的会谈，会谈是马拉松式的，谈谈停停，停停谈谈，9 年之中，美方先后换了三任代表。中国代表团在谈判中，始终积极主动，通情达理，运用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外交艺术，和美国僵硬的、固执的外交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谈判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同当时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法国大使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接触，从而促成中法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毛泽东赞扬说：“炳南在谈判中打破了他们的篱笆墙，拉过来一个法国，有功呀！”
1964年10月，王炳南奉调回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文革后出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党组书记等职，先后率团访问过世界五大洲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国人民的外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廉洁奉公 一尘不染
王炳南在担任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的十多年里，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从不以权谋私。他经常出国访问和参加外事活动，客人赠送的礼品和纪念品，他都能按照中央的规定一律自觉交公。他每次出国，按规定都有出国装备费，但他总是不要，他有一双接见外宾或出国访问才穿的皮鞋，一穿就是十年。他去世后，人们在他的衣橱里只看到三套比较像样的衣服和四条领带，其它都是一些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衬衣、袜子之类的东西，就连一双普通的黑布鞋，上面也打了三个补丁。他从不搞特殊化，也不准家属和亲友搞特殊化。他对司机交代：“除非有外事活动或天下大雨，平日上下班不用接送。”自己每天坚持走五华里的路程上下班。家属、亲属更是望车却步。他经常出国，按规定回国可以廉价购置商品，可他一件也没有带过。他一生不吸烟、不喝酒，平时在家里总是自己动手洗衣服。自1929年出国留学到1988年去世，60年来他远涉重洋，走南闯北奔走革命，期间只回过三次老家。第一次是1936年4月，带着第一位妻子王安娜回家。第二、三次分别是1960年和1984年，当时他已身居要职，每次回来却都是轻车简从，从不惊扰地方政府，回到家乡和乡亲们嘘寒问暖，握手言欢，满口秦腔，大家无不称赞说：“炳南走南闯北几十年会说洋话，可把咱的家乡话一点都没忘，还是咱们的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