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主力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分别于8月下旬至9月中旬分批开赴抗日前线。驻云阳镇的一一五师离开后，在云阳设立了以汪锋为主任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省委即以留守处的名义开展工作。省委鉴于三原是整个渭北的中心区域，也是西安到延安的必经之地，决定在三原县城南关设立了公开活动机关第十八集团军三原联络站，时称八路军三原联络站，并以八路军云阳后方留守处的名义进行工作。

联络站由三原中心县委选定在县城南关东巷子的汽车站西侧。联络站除利用本院10余间房子外，又租用了马车店中的部分房屋，在临街的门房外，公开挂起了第十八集团军三原联络站的牌子。联络站对外是八路军云阳后方留守处的办事机构，实际归省委直接管理，也是省委与三原中心县委联系工作的主要枢纽。1937年9月，省委派董振国担任联络站站长，先后调来王元一、张瑛等人，王元一协助董振国处理联络站的日常事务，张瑛在联络站办起了书刊报纸发行部。1938年4月，董振国调离，王元一继任站长。张瑛仍负责向关中、陕南各地邮售延安出版的革命书刊报纸，党内文件常以报刊之名，邮寄到陕西各县党组织。在中心县委安排下，以方晨为领导的西北青年救国会渭北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在联络站成立，办事处与省委、三原中心县委的联系，分别由方晨、何承华、杨帆等人负责。办事处的工作主要是组建渭北各县青救会和民先组织，广泛动员和团结渭北地区青年学生，推动各地学生和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9月，王元一去延安学习，省委又派史道（又名郗安民）任联络站站长。1940年10月，史道调回省委工作，张胡轩（又名张周勤）任站长。随着形势日益恶化，三原中心县委奉命将大部分领导干部转入照金，联络站的工作就此终止。

传送党的文件 发行党的刊物

三原联络站是省委在渭北国统区的重要活动据点之一，工作既公开又秘密。公开的工作是接待过往的八路军干部、战士；秘密的工作是以联络站报刊销售部为掩护，秘密传寄党内文件，发行党内刊物。以近取、远邮的办法，向关中、陕南及关中东、西府各县送发有关文件及党内刊物。发行的刊物有《论持久战》《新华日报》《解放》《西北》等。张瑛在发行工作中克服重重困难，想出许许多多巧妙的办法，如给党内刊物包上古典小说书皮，报纸书刊中夹党内文件等，从而使上级指示及时传达给全省各地党组织。

广交各界人士 搞好统一战线

三原素为渭北重镇，各界人士聚集较为集中，国民党在三原设的党、政、军、宪、警等机构，相当庞杂，争取他们投入到全民抗战的行列，是联络站的工作任务之一。仅联络站附近就驻有西北军十七师一〇一团、国民党西北行营检查站、国民党陕西公路检查站、马步芳暂编骑兵第二师部等。联络站负责人常奔走于这些单位，以拉家常、交朋友、谈时局等方式，建立友好关系，求得他们对联络站的支持。同时，说服、鼓励他们从民族大义出发，积极抗日。史道与时任国民党三原县县长侯良弼在闲谈中，得知县党部准备查封联络站书店的消息，便主动找县党部书记，追问原因，据理力争，终于保障了书店正常工作。

接待过境人员 迎送北上学生

党的各级干部北上延安或从延安南下赴各地，多都经过三原。全面抗战后，接待、护送过境人员及物资均由三原党组织和联络站负责。早在1936年党组织就在陵前、马额、洪水、嵯峨等地建立了东、西两条秘密交通线，多次顺利地完成了护送中央领导和奔赴抗日前线的将士、青年学生的光荣任务。1939年，刘少奇从西安到延安，由联络站负责接待。联络站先后接待的还有李天佑、胡乔木、黄华、张德生、贾拓夫、汪锋、海伦·斯诺、欧阳钦等人。1938年，在延安召开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泾阳的谢秉成等代表到三原联络站后，由李润诚安排送往延安。联络站还先后介绍三原王沿平、屈斌、马宏智等人到安吴青训班去学习，使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三原各中学的师生，经常到南关公路旁观看这些潮水般奔赴延安、安吴堡的进步青年、学生及各界人士，时人趣称为“观潮”。

1939年春，延安用汽车送来18名伤残军人去旬邑土桥荣军教养院，由于交通不便，汽车无法前行，联络站多方联系马车，将他们送达目的地。延安第十八兵站派人到三原做生意，出售石油、食盐，购买陕北急需的棉花、布匹、药物等，联络站为其提供了各种方便。联络站历时三年，认真贯彻了省委各项指示，加强了中共陕西省委与关中各县、陕南等地的党组织的联系，完成了省委及云阳留守处、三原中心县委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加强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斗争，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