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人民日报》先后两次在头版头条报道我军攻克旬邑县城的消息。其中题为《收复旬邑太堡子之役，西北民主联军获初捷，旬邑自卫队长马志超率部起义》的内容如下：

新华社西北十六日电：蒋记旬邑自卫大队长马志超于西北人民解放军解放旬邑战斗中（五月二十二日）率部起义，反对内战，并于某地重新组织旬邑支队，由马志超任支队长。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司令部，特于上月二十七日在驻地欢迎宴请该队全体指战员，并举行庆祝晚会。会上，关中分区政治部左爱主任勉励该队全体指战员努力学习，忠实地为人民服务。继由马支队长致答词：在蒋帮统治下，有话不敢说，上面五个月不给自卫队发饷，但是打仗把我们放在前线给蒋介石当炮灰，这种牺牲是不值得的，今后要和人民站在一起为旬邑人民谋利益。

攻克旬邑县城和马志超起义为什么会引起《人民日报》如此重视？1947年初，蒋介石把进攻解放区的重点放在山东和陕北，扬言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同年3月，胡宗南集中34个旅共计25万人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全面进攻。3月19日，敌军占领了延安，形势十分严峻，中央军委命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王世泰率领警一旅三团和警三旅五团南进关中分区，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吸引敌军南下，5月旬邑县城被我军攻下，胡宗南闻讯急调整编二十九军八个师合围关中分区，我军“吸引敌军南下、减轻陕北我军压力”的目的顺利达成。

马志超，1911年出生于旬邑县城东涧村，1926年考入旬邑宝塔高级小学，受进步人士影响，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许才升等领导的旬邑起义。旬邑起义失败后，马志超跟着共产党员崔廷儒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并以东关完小教师的身份做掩护，参与旬邑地下党工作。1933年春夏之交，马志超在与陕甘游击队来旬邑人员接头时被敌人发觉后遭到追捕，只身逃到西安寻找已担任省委秘书长的崔廷儒。此时，由于叛徒出卖，西安一片白色恐怖，崔廷儒遂安排马志超到杨虎城部队暂时隐蔽起来。1935年秋，马志超在西安参加了国民党举办的卫生人员训练班，以社会职业为掩护负责地下党的交通和联络。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陕西省委秘书长崔廷儒和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德生在西安南院门一家饭馆约见马志超。崔廷儒向他传达上级的精神：“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眼下的主要敌人，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是放开手脚，打进国民党内部，组织武装力量，准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根据省委的指示，马志超于1937年冬打入国民党西安防空司令部防护科，先后将多张防空通行证交给汪锋，使地下党同志在国民党戒严期间仍能在西安城内畅通无阻。

1939年，马志超打入国民党保安处战干四团。“战干团”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简称，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前三个月为入伍训练，主要为基本军事操练，包括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和兵器、地形、筑城、谍报、游击战术等军事课程。受训期间所有参训人员被要求加入三青团和国民党，马志超十分困惑：“共产党员怎么能加入三青团和国民党呢？”他向崔廷儒当面请示。崔廷儒听了微微一笑说：“这没有什么为难的！脑子灵活点儿，不管怎样，想方设法，只要能给我们搞出武装，一切都是好的。”马志超的疑虑顿时消释。

1938年12月，马志超从“战干团”毕业，被分配到国民党乾州（今乾县）保安第四支队第三大队担任副大队长，后调淳化县担任保安大队长。淳化县与关中分区赤水县和淳耀县相邻，系陕甘宁边区最南端，是边区向南通往西安的必经之道。当时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马志超的保安大队驻守在封锁线上，负责对过往行人进行盘查。因为有马志超的存在，国民党统治的淳化县成了我党通往边区的一个重要联络点，我党往来人员在这里畅通无阻。在马志超任职期内，从这里护送到关中分区和延安的干部多达160余人，其中重要的干部就有范明、杨拯民等人。

1945年10月，马志超奉组织指示返回旬邑策反当地武装，当时的旬邑形势非常复杂，在我党统战对象、时任旬邑县参议会参议长蒲玉阶的帮助下，马志超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当上了旬邑县自卫大队大队长，掌握了国民党在旬邑县的武装力量。1947年5月，为了减轻陕北我军压力，吸引胡宗南部南下，按照党组织指示马志超率领旬邑自卫大队起义。在他的里应外合之下，我警一旅很快解放了旬邑县城。为了欢迎马志超起义，党组织还在阳坡头专门为他召开了欢迎会。

起义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张德生找马志超谈话，表扬他胜利完成了任务。本来，身为共产党员的马志超此举属于“归队”，但为了在敌占区造成政治影响，瓦解敌人，张德生特意指示：“不公开马志超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国民党军官马志超的名字命名起义。”并对随从的新华社记者说：“现在正式宣布起义成功。”

马志超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到积极投身革命，再到从事地下工作整整十年，为打击反动势力，保卫陕甘宁边区，巩固人民政权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