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下半年，西北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向国民党统治区频频出击，连续获得了重大胜利，相继解放了渭河以北的大片地方。胡宗南部一再退缩后撤，解放关中的条件逐渐成熟。在此情况下，1949年1月9日，中共关中地委在边区召开会议，对我党在三原县的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会议要求三原县委紧跟不断发展变化的革命形势，加强地方武装力量建设，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抓住时机策反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起义，培训和配备各级干部，充分做好迎接解放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次会议还决定把渭总一支队拨归三原县委直接领导，以加强三原地方武装力量。为了落实关中地委关于三原工作的指示精神，这次会议，三原县委、县政府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对当前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壮大地方武装

1949年2月20日，第一野战军在渭北一带从北向南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春季攻势，先后解放了铜川、耀县、蒲城、富平、淳化等地。三原地方武装紧密配合，频频出击，肃清了三原北部的乡保武装。到3月5日，三原管辖下的柏社、马额、陵前、大程、西阳及陂西等区，相继被我军解放。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策划下，柏社、西阳、陂西及大程的乡保等武装先后举行起义，壮大了地方武装。

召开桃渠塬会议

春季攻势中，胡宗南连吃败仗，敌九十军、六十五军、三十六军、二十军等溃退到三原一带集结。国民党耀县专署专员杜德霖也带着两个团的兵力撤退到三原。敌人各军部均驻三原县城，由胡宗南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统一指挥。他们妄图在泾阳、三原、高陵一带与我军决战。3月中旬，裴昌会率这些残兵败将北犯，一些已解放的地区又被敌人占领。为了总结春季出击的经验教训，3月16日晚，关中地委召开了“关于三原工作”的专门会议。三原县委书记张军作了工作汇报，地委对三原工作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作出具体指示。根据关中地委指示，三原县委于4月8日至14日，在淳化桃渠塬召开了县、区干部会议。主要总结了一至三月的工作，特别是配合野战军出击的经验教训。会议还对迎接三原解放的准备工作进行更加具体的布置。这次会议为三原解放后顺利开展军管、建政、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等工作打下了基础。

部分敌军叛逃

为了彻底解放陷落敌手的地区，从而推进整个大西北的解放进程，4月初，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迅速收复铜川、蒲城、耀县、富平等地。5月初，第一野战军又发起规模空前的陕中战役，我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敌人如惊弓之鸟，节节败退。仅在短短几天时间，整个渭北已面临彻底解放。

5月5日，三原县委、县政府机关随解放大军进入三原北原一带。5月8日，关中地委正式决定成立三原军管会，任命关中分区副司令员黄子祥为主任，三原县委书记张军为副主任。军管会下设行政、保安、文教、财经、交通等处。5月12日，一野一军先遣支队和渭北总队先头部队抵达三原县城以北5公里之东里堡一带，县委县政府已随军移至东里堡附近的武家村。此时三原县城以北除泾阳鲁桥（原属泾阳县管辖）被敌军占据外，其余地方均被我军控制；城内只有胡宗南第六十七军残部、耀县自卫团和三原自卫团孤守。三原县城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12日深夜，六十七军参谋长召见国民党耀县专署专员杜德霖和三原县长石仲伟，要求一块南撤泾阳，石仲伟以“维护地方秩序”为由拒绝南逃。敌六十七军当夜除留两个营兵力扼守临履桥和曹家堡的清河南岸外，全军向南溃逃。翌日晨，杜德霖留一个中队驻守南城门，也开始向南逃跑。

鲁桥战斗

5月13日中午，解放军开始攻打鲁桥镇。泾阳县鲁桥镇是三原县城北大门，地处三原北约10里处。该镇南靠清河岸，地势险要，素有“出山口子”之称，由此即可扼制三原通往淳化、耀县的交通。当时鲁桥镇驻有乡自卫队和淳化县自卫团100多人。解放军的战斗部署是：渭总四支队在峪口山打掩护，一野侦察连主攻该镇北门，三原县大队从楼底坡下原，经东里堡到鲁桥，主攻该镇东、南、西门。参战的还有柏嵯游击队等地方武装。下午2时，解放军开始佯攻，以麻痹敌人。城内守敌紧关四门，拼命向城下放枪。傍晚，解放军正式攻城，首先炸开北门，接着其他各门相继攻破。守敌见大势已去，弃城潜逃，前后不到一个小时，解放军顺利占领了鲁桥镇。

解放三原县城

解放鲁桥的枪声打响之后，三原城内守敌更加恐慌不安。扼守在三原清河两岸的国民党两个营，其营长害怕被全歼，急忙派人找县长石仲伟联系，约定撤退时共同行动。团警卫员也不断督促石仲伟速撤。

鲁桥枪响，高陵炮鸣，解放军已逼近三原县城。与解放军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县长石仲伟，因和我地下党一时联系不上，又怕解放军攻城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便当即通知东西郊守军先行南撤。晚9时许，石仲伟即率县政府部分职员、县自卫团、警察局及耀县自卫团近千人，从南门撤出县城，三原县城即成为一座空城。

14日晨，一野先遣支队，渭总四支队和三原县大队兵不血刃，相继顺利进城，三原宣告解放。（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三原县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