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是绥德地委书记，一九四九年三四月份，习仲勋从中央开会经过绥德时告诉我，西北局决定将中共关中地委改称为中共三原地委，要我任三原地委书记。不久，我到了延安，见到赵伯平。赵伯平已离开了关中地委，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关中地委的情况。当时在延安的杨明轩向我介绍了三原的情况，还对我说了三原茹欲立、温重为、刘润民、冯一航等进步民主人士的情况，让我到三原后可以和他们接触。

“五·一”节后，我从延安动身到洛川。中共洛川特委给我找了一头骡子骑着到了铜川，又改乘铁路“压车”到耀县，在这里同关中地委机关的同志汇合后，我们一块向三原进发。中共三原地委机关工作人员，除了我和白炳伟外，其余都是原关中地委的人员。我们到三原的头一天晚上，住在距三原县城十多里路的一个村庄。恰巧，彭德怀也在那里，他把我叫到他的住处谈话。第二天，我们便进了三原县城。当晚，暂住在一家银行的院子，后来正式住进了城内东渠岸的孙家花园内，专署驻在盐店街。中共三原地委开始属西北局领导，1950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改归陕西省委领导。当时三原地委常委有我和杨玉亭、郭文学、郭廷藩，郭文学是副书记，杨玉亭是三原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张凤岐是副专员。三原军分区司令员是黄子祥，我兼任政委。三原地委下辖七个县委，三原县委书记是张军，泾阳县委书记是谢玉田，富平县委书记是邵武轩，其他记不清了。在孙家花园，彭德怀还向我们作过报告，内容大致是军事形势，仗如何打等。他还叮咛我们，在迎接军队过境拓宽道路时，不要铲路旁的麦子，要爱惜粮食。当时，三原刚解放，没有肃清的匪特还在搞破坏，胡宗南的军队正企图反扑。因此，彭德怀一再提醒我们，要保持警惕，做好安全保卫工作。时隔不久，敌人的飞机果然到三原扔下炸弹，三原地委机关被炸了一下，一头骡子被炸死。多亏我们事前按彭总的指示做了防备，没有造成大的损失。彭德怀走后，十九兵团就到了三原，准备消灭企图反扑的胡马匪军。

中共三原地委机关进城后，当时主要任务是有秩序地搞好接管工作，建立各级政权，支援前线，肃匪反霸，安定社会秩序等。至七月份，全区已完成了建政工作，建政的办法是自上而下进行。县、区有些干部是原来经过培训准备好的；乡、村干部是根据选用条件物色积极分子，然后指定代理或提名推选。各级政权的建立，为支前、恢复生产及搞好当时的各项工作奠定了基础。

解放军不断南下西进，为了接待过境军队，保证粮草供给，三原地委把支前工作作为中心工作来抓，提出“全力动员，一切为着战争胜利”的口号。从分区到县、区、乡普遍建立了支前委员会及粮草站、供水站、慰问组等。当时支前任务很重，地委为了把任务落到实处，采取层层落实的办法，把支前粮草、车辆、民工等任务一直分配到区乡，并提出具体要求。尽管任务重、时间紧，但由于群众热情很高，干部深入群众，共同战斗，各县一般都按时完成了任务。高陵县一晚上就组织了300辆大车，三原四个区的群众三天完成了二三十万双军鞋的任务。军鞋的里外都用的是新布，有的在鞋垫上还绣着花及“胜利鞋”的字样。

当时还有一项工作就是肃匪、反特、反霸。三原等地曾是国民党活动的据点，一些匪特利用初解放之机，经常晚上出来搞破坏。为了搞好社会治安，我们一方面组织武装力量开展肃匪工作，另一方面，利用大军过境、我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开展宣传活动，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敌特分子，并出布告限期让敌特分子向公安机关自首登记，争取从宽处理。国民党三原民团头子李养民和国民党三原县党部书记李德厚，民愤很大，曾多次带领民团血洗革命老区，残杀了不少革命群众和干部。我们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召开了控诉大会，与会群众纷纷上台诉苦，揭发其罪行。有个妇女在控诉李养民罪状时，气愤至极，在李养民的胳膊上咬了一口。

1949年9月，三原地委根据西北局的指示，召开了分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是总结地委三个多月的工作，传达8月初召开的地书联席会议精神及习仲勋在地书联席会议上的报告，确定今后的工作任务。我代表地委作了报告。这次会议后，逐步开始了土改和扩军工作。（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