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2015年8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网络投票结果，《松花江上》是入选的10首歌曲之一。但又有几个人知道这首抗战名曲创作后，是在泾阳培英小学首先试唱并推广开来的呢？该曲的创作者张寒晖，与冼星海、聂耳并称“音乐三杰”。先后创作《松花江上》《军民大生产》《去当兵》等70多首抗战歌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据《崔贯一回忆录》记载，他在1930年结识刘尚达并成为朋友，1932年刘尚达在西安任陕西省民众教育馆馆长时，邀请远在定州老家的张寒晖到陕西民教馆任总务部部长，一来二去，崔贯一与张寒晖也成为朋友。1933年，刘尚达和张寒晖相继离开民教馆。1935年９月，张寒晖二次应刘尚达邀请在西安省立二中（今陕师大附中前身）担任国文教员。崔贯一专程到西安去看望张寒晖，见张寒晖还是那么清瘦和多愁善感，就邀请其到他创办的培英小学教书，张寒晖没有答应。在西安，张寒晖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听他们控诉“九一八”日本鬼子的罪行，听他们对失去故乡、亲人的思恋。张寒晖感同身受，非常痛苦，说他想创作一首歌。后来有一次见面，崔贯一对张寒晖说，等你把歌创作好了，就到我们培英小学来，我们学校有宣传队，让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歌。

初秋的一天，没想到张寒晖还真的来云阳了，张寒晖把乐谱摆在炕桌上，说歌写好了，请你来帮忙。有朋友听了，说写得太悲伤，哭哭啼啼的，像女人哭丧，没有战斗精神，我心里也直打鼓，我确实是以北方失去亲人的女人在坟头上的哭诉为素材，写成的曲调，如果一支歌大众听了像哭丧,还是废了的好。就想着到离城市较远的培英小学来试一试，教给同学们唱，学生最率直，能说出他们的第一感受，让师生们评评，如果真像哭丧，也好挽回影响，如果可以，再公开。

交给学生们唱，是不能大意的。张寒晖先唱给崔贯一和培英小学教师周芝轩听了，两人都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歌。随后，把全校学生集合到操场上，张寒晖站在台子中央，拿着一根筷子，向师生们讲歌词的内容和感情的脉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诉说了家乡的美丽富饶和丰富资源。“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概括地描述了国土沦丧的悲惨遭遇，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抒发了对早日收复失地的强烈渴望。

歌唱起来的时候，师生们脸上有泪光，张寒晖也是泪流满面。培英小学给出的结论是：一支难得的好歌。吃过午饭后，张寒晖他们又到三原给张卓儒集中起来的一些教员朋友讲解和歌唱，三原的结论和培英小学一样，《松花江上》是一支从悲愤中激起战斗力的歌。张寒晖回到西安后，先亲自教自己学校的学生唱，后带领学生到城墙上、大街上去演唱，数万名东北官兵听后无不落泪，《西北文化日报》刊登了这支歌的歌谱，人们争相传抄传唱。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全城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1936年12月9日，西安爱国青年去陕西临潼请愿时，行至西安灞桥十里铺，张学良将军驱车赶来，劝导学生勿去临潼，怕有危险。数千学生齐唱《松花江上》，歌声悲壮，令人断肠。张学良将军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可以说，这首歌，对西安事变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1937年除夕，周恩来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一文中，也提到：“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20世纪60年代，周总理指示，将《松花江上》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可见当年这首歌曲的流传和对中国人民抗战，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泾阳县委党史研究室杨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