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在西安大肆逮捕共产党人，中共陕西省委机关被迫转移到泾阳县云阳镇，机关刊物《西北》周刊也暂时停刊。为使该刊继续出版发行，1939年1月，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第115师云阳留守处”名义活动的中共陕西省委和安吴青训班共同研究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淳化县城前头村秘密组建一个印刷厂，取名青年印刷厂。

安吴青训班指派王元一、秦一飞、韩志平三人负责筹建工作。王元一等人遂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身份，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秘密购入了对开铅印机、铜模等设备，藏在马车车厢下面运回印刷厂。

这个新建的印刷厂，最初只有八九个人。除三名负责同志外，还有两名从西安请来的老师傅，一位是排字技工唐永谦，一位是铅印技工曹鸿基。当时，印刷厂设备十分简陋，在一间大房子里放着一台还未安装好的对开铅印机，靠墙放着一排排未放铅字的字架。此外，还有一台圆盘机，这就是厂里的全部设备。开始印刷时，工人对怎样工作，怎样排字、印书，谁也不懂，只能请两位老师傅讲授。

厂长王元一当时也不懂技术，但他十分好学，整天与老师傅交谈，为了学会排字，他提出让工人们学看《四角号码字典》，用号码来找字。于是，工人们就整天背四角号码口诀，练习查四角号码字典。经过一段时间背记后，就在字架字盘写上四角号码，再把铅字放进去进行打字。为了便于记忆又把常用字提出来，缩小为一个常用字架。字架的上边同样按四角号码排列。当工人记住每个字的位置后，号码就无用了，遂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对字架上的字的排列又作了调整，比如把常用字放在字架的中间，以一个常用字为中心，在它的周围排列了联用字。如在“们”字周围，放有“你、我、他”，在“国”字周围放有“中、家”等等。工人们学习了排字之后就去学习印刷，常常到圆盘机上去印封面，有时还帮助去手摇铅印机器，书印出后，又去装订。当时，因为工作人员少，每个人都是多面手，什么工作都干，在工作之余还学刻字、学木刻。

由于没有打型和浇版设备，所以当时印的东西都是活字版，时间一长，有些字的字迹就不清楚了。有些常用字因使用磨损过多而变低，因此出现了版面字迹模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人们就把压低了的字从后面敲一敲，让它增高一点，这样就能印出来了。后来，高低不平的字越来越多，如果再一个个地敲就实在太困难了，就又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排好的书版翻过来，用锉刀把它锉平，然后再拿去印刷。然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书稿上有的字，没有现成的字模，而大家还不会刻铅字，又没有铜模和铸字机，于是就创新出用两个字拼凑一个字的办法。如“线”字没有了，就把“纺”字的“方”一边磨掉，再把“金钱”的“钱”字的“金”一边磨掉，“纟”和“戋”拼在一起，就是一个“线”字。原有的字不够用了，就用符号代替，如“新”字没有了，就用“×”代替，在这篇文章的后边加一个注解。

当时青年印刷厂排印的书刊，主要是西北青救会和中共陕西省委编印的刊物和图书，如陕西省委编的《西北》周刊（党的地下刊物），还有青救会编印的有关青年运动的小册子和延安出版的一些图书，如《中国青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和冯文彬的《中国青年运动的新方向》等。通过青年印刷厂秘密印刷党的刊物，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力。直到1940年4月，青年印刷厂随青训班迁到延安，与中央印刷厂合并后，才算完成了历史使命。

1939年4月16日，复刊后的《中国青年》第一期在青年印刷厂印刷出版，毛泽东第一次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冯文彬为《中国青年》复刊后的创刊号写了《发刊词》。朱德总司令在复刊后的《中国青年》创刊号刊发了他在西青战工团的讲演《青年要学会打仗》。

从1939年到1940年，中共陕西省委和安吴青训班在淳化创办的青年印刷厂，相继印刷出版多种报纸刊物和多本理论著作，其犹如一柄柄火炬，将党的理论和主张传播到大江南北，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而青年印刷厂的传奇经历，也为印刷出版事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