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旬邑事件发生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师范学校迁出旬邑，关中分区因此出现了学生升学难、教师培养难的两难局面。为适应陕甘宁边区文教事业发展要求，解决师资匮乏问题，1939年9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决定在关中分区成立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其办学宗旨是：“培养地方文教干部”。10月，刘端棻、王伯勋、安已未等人受边区教育厅委派来到关中分区筹建二师，经实地勘测后，最终决定将二师建在鲁迅师范学校旧址上。1940年3月15日，二师正式开学，由时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的习仲勋亲自兼任校长，刘端棻任副校长，关中分区再次拥有了自己的新型中等师范学校。

建校之初，二师的办公用品只有原鲁迅师范学校留下的300余册旧图书、一架风琴、40条凳子、三块黑板，后经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拨付700元筹建款后，才新置了15张桌子、100条凳子及一些灶具，初步搭建起了学校的框架。由于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师生们没有粉笔，就用木炭、白黏土做；没有笔墨纸张，就用桦树皮订本子，“特别班”采用沙盘练字、答试卷；没有课本，就凭着理解和记忆及笔记来学习；没有教室，就在大树底下上课；没有宿舍，就住牛舍；没有桌椅，大腿当课桌；没有钟表，燃香计时；没有油点灯，就把音乐课放在晚上；没有鞋穿，就编草鞋；粮食紧张，就吃黄米面杠子馍和锅巴。当时学校流行这么几句顺口溜：“宇宙是学校，大地是课堂，借日月星光，读大块文章”。

在国民党军包围封锁的环境里，二师多次搬迁，但一直坚持办学。为了解决现实困难，二师每迁一地，学生们都要自己动手挖窑洞、建校园，解决衣、食、住、教问题。夏天，学生们穿的拖鞋是自己用斧子把木头片成鞋样，在石头上磨光，两边钉上带子做成的。冬天窑里寒气逼人，学生们衣着单薄，睡的就是用杂木杆子、草绳自制的“弹簧床”。每学期学生们还要停课两个月上山砍柴，每个班有砍柴组和运柴组，每天每人要运四个来回，路程约30公里，每天运多少柴还要过秤。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没有一个学生叫苦。

二师时刻将为党育才放在首位，一方面通过学习鲁迅师范、陕北公学的办学经验来保证教学质量，另一方面积极聘请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及南京、上海等地优秀教师来校任教。在战事紧张时学校将教学单位按队编制，依据学生文化程度的差异编设师范队、预备队、妇女队、特别班；在环境较为稳定时则统一改为班级编制，有师范二、三、四班和预备班，后期又增加了师范六、七、八班。在教学时间上，学校不因迁校、杂勤劳动过多而影响学生学习，强调要保证教学时间，注重从教学与管理等各个环节上不断改进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学校还特别注重对全校师生开展时事政治教育，经常邀请习仲勋等分区党政领导来校作专题报告，还通过《解放日报》《群众日报》《关中报》搜集整理时事材料，向学员作时事报告。

为给革命培养大量急需人才，虽然学校规定的学制为两年，但真正学满两年拿到毕业证的是极少数，大部分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不等毕业就抽调参军或奔赴各种工作岗位。

二师首任校长习仲勋十分重视学校师生联系群众的问题，他要求：“学校要依靠群众，依靠地方党支部和乡政权，要和驻地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这是学校安全的重要保证。”为了解决学校在生产劳动中工具缺乏的问题，习仲勋提出学校与群众变工互助，即学校派学生给群众锄一天地，群众帮学校犁一天地。这些方法，有效地解决了学校生产和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不仅密切了学校与当地群众的联系，而且教育、培养了学生尊重劳动人民和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情感。

二师在战火中成长，其办学历程是坎坷、曲折、艰苦而光荣的。在国民党不断制造军事磨擦、实行全面封锁的紧张形势下，二师始终坚持“敌来我走，敌走我办，边走边办”的方针，办学十年，六次搬迁，七次建校，历经千难万险，足迹踏遍了陕甘晋三省11县。1943年1月二师改称关中师范学校，1948年8月与邠县中学（现彬州中学）合并改称联合中学。1949年5月，联合中学从马栏出发到达三原县东里堡，6月中旬迁驻三原县城池阳中学，后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与三原中学合并，定名为陕甘宁边区三原中学。在那样一个炮火纷飞的年代里，二师培养出数以千计的人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仲勋后来为二师题词，称其：“从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到更名为关中师范、联合中学，始终是一所既培养师资又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为革命培养了既经得起战争又经得起和平建设考验的人才”。正如二师的校歌：“当日寇的炮火响在黄河边，当将士们战斗在前线，要艰苦地学习，艰苦地锻炼！才有健康的乳汁去哺育孩子们，他们是我们民族的明天。”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