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渭华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省渭华地区发动国民党军西北军一部和农民举行的武装起义。渭华起义是中国西北地区发生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起义,也是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重要起义之一。这次起义打击了陕西军阀势力，锻炼和培养了革命骨干，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营造了思想声势、提供了斗争经验、培养了革命骨干，对西北革命形势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 键 词：渭华起义；陕甘边；影响
今年是纪念渭华起义爆发95周年。渭华起义是1928年5月至6月间,发生在陕西东部，以渭(南)华(华县华阴)地区为中心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当时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暴动，也是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重要起义之一。这次起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教育、锻炼和考验了陕西党的组织和干部，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重大影响和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一、渭华起义爆发的历史基础
渭华起义爆发在一向被誉为“陕甘赤化发祥地”的陕东渭华地区，这里是陕西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也是党团组织建立较早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最早开展农民运动的地区之一，这里农民武装同革命官兵相互配合，有着孕育革命发生的火种与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思想基础。渭南是陕西最早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1908年日本留学的蒲城籍学生、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主要领导人井勿幕在《夏声》杂志发表文章《二十世纪之新思潮》，提到马克思并较详细介绍流行欧洲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1919年4月，华县知名人士杨松轩创办私立咸林中学。1921年7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魏野畴来咸林中学任教，成为陕西在课堂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咸林中学成为陕西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方。1922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渭南第一个共产党员王复生来咸林中学任教。他们在学校用新文化新思想、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代替封建主义进行教学。华县的杨钟健，把他亲手参与创办的《秦钟》、《共进》等进步刊物，广泛地散播在陕东各地。不久，武昌中华大学毕业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渭南籍学生王尚德，受武汉地区党组织和董必武等同志的派遣，回到陕东渭南赤水一带，传播革命火种，在渭南县创办私立赤水职业学校（简称赤职），1923年初与咸林中学联合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青年励志社”，并把马克思主义传播范围扩大到三原渭北中学、第三师范及西安成德中学，分别建立起“青年自进团”“青年文学社”等社团，为陕东党团组织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二）组织基础。渭华地区是陕西省建立党、团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1924年6月，王尚德在其创办的私立赤水初等职业学校(简称赤职)成立了陕西地区第一个团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当时党团组织通过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形式，充分发挥各人民群众组织的作用，领导和组织革命斗争。如渭南赤水的共青团员和团支部建立了“乡村教育研究会”、“青年社”“陕东国民会议促成会”“共进社分社”“学生联合会”“平民教育服务团”等组织，华县共青团员和团支部建立了“青年励志团”等组织，领导了这一带轰轰烈烈的交农运动。[1]在冯玉祥反共“清党”时，中共陕西省委将一些在西安站不住或不便工作的党员干部先后派到渭华地区，加强工作，开展斗争。当时陕西省不少地方的党组织受到了破坏，但党在渭华地区的组织基本保存了下来。据中共陕西省委1927年9月26日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党务报告》记载，当时全省的7个县党委和11个县党支部，有3个县党委和2个县党支部在渭华地区。即：中共渭南县委,领导3个区委、20个支部，有党员213名；中共华县县委，领导3个区委、25个支部，有党员184名；中共五一县委，领导2个区委、9个支部，有党员132名；中共华阴支部，有党员10名；中共临潼支部，有党员12名。省委“九二六”会议后，渭华地区的党组织又有新的发展。据中共陕西省委1928年3月20日《党务概况》记载：“华县、渭南各有同志500余人，而农民同志占75%至80%，为全省同志数量最多而成份较好的县党部”；五一县有“同志约300余人，农民同志亦占50%以上”；原临潼支部改设成了县委；原华阴支部改设成了区委，属华县县委领导。共青团的组织也有较大的发展。由于这个地区的党、团组织比较健全，力量比较强，群众基础比较好，中共陕西省委于1928年3月决定：“划临、渭、二华、固为陕东暴动区”，积极策划、组织武装起义，同时省委指示暂时归属商洛李虎臣的由党掌握的许权中旅，开赴渭华配合农民起义，准备在渭华建立根据地。[2]
（三）群众基础。渭华地区是陕西最早开展农民运动的地区之一。早在1925年陕西就建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组织——东张村农民协会。并于1925年11月22日，举行了隆重的东张村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农民协会《宣言》及《清算斗争恶绅》《清理值年帐目》等决议案[3]。1926年秋,在毛泽东主办的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的16名陕籍学员中，其中11名都是陕东渭华地区的人。这些学员结业后，回到故乡，领导着农民运动，使陕西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3万多，成为仅次于湖南、广州的全国会员最多的省份之一。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渭华地区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发展，各级农民运动组织纷纷建立，据统计，当时渭南有135个村、9个区建立了农民协会，有会员5131人。五一县（前身是渭南县的渭北分县，设置仅8个月时间）有236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有会员1300人。华县324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有会员5114人。特别是在“宣化事件”后，渭华地区的反动当局纠合土豪劣绅四处搜捕共产党员，残忍镇压革命群众，激发渭华地区的群众革命斗争的强烈愿望。据中共陕西省委《政治通讯》记载，中共渭南县委在“二·二九”后积极筹划全县的暴动，并在三月十日前处决恶绅二名，抄没了五家豪绅的财产。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委员会于1938年3月13日，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第39号通告，指示各级党组织不仅要翻印散发中共渭南县委关于“二·二九”革命行动的宣言起而声援，而且要“立即发动民众斗争，在农村中则由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抗一切摊派勒索等斗争，一直转为杀豪绅、地主、官吏，夺取武装，围攻县城的大暴动”，在斗争中建立农村苏维埃，武装群众开展群众的游击战争，扩大为一县或数县的农民大暴动。认为“这不仅是以斗争来响应宣化的斗争，这的确是我们的党在陕西目前所极应进行的唯一工作”。[4]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中共渭南、华县、五一县委在“宣化事件”后均及时地由县城转移到了乡村，广大党、团员走出学校、机关同农民结合，加强对农民武装斗争的具体领导和组织工作。这些为渭华起义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武装基础。渭华起义的爆发有着得天独厚的群众武装基础和革命军队基础，这为革命群众和革命官兵相结合，开展渭华起义壮举奠定了武装基础。一是群众武装基础。渭华地区有着深厚而广泛的农民运动社会基础,各地都建立了地方民团和农民赤卫队、赤卫团。陕东各县农民秘密组织“民团”、“红枪会”等农民自己的武装，抗击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华县高塘原及渭南、蓝田、华阴农民协会会员缴获镇嵩军几个营的反动武装，夺得了武器，装备了自己。中共华县县委成立了农委，指定了各区的农运负责干部，举办农民训练班和平民学校，开展文字和口头的广泛宣传，秘密恢复农民协会。县委号召“凡同志称家之有无，必须购买武器，如快枪、土枪之类，秘密保存，此事从速进行，刻不容缓”并由各区委各党支部进行检验，促其实现。县委还通过党所掌握的高塘自卫团出布告，“命令各村农民组织团体以自卫”在华县县委的具体组织下，高塘的四五百名武装农民与6、7百名徒手农民、200余名学生集会，斗争了土豪王文凤等2人。此外，中共渭南、五一县委也组织开展了农民武装斗争。二是革命军队基础。许权中旅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陕西组织领导和掌握的主要军事力量，正如1927年11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委员会通过的《目前军事行动决议案》指出：“许旅在西北为党的最重要的军事基础，在现在又为反冯战争中党的唯一的军事力量”[5]，为了加强许旅党的工作，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刘景桂（刘志丹）、谢浩如（谢子长）、唐澍等到许权中旅工作。据中共陕西省委1928年3月20日的报告记载，许权中旅的旅委员会下辖的党支部由原来的5个分支发展到18个，党员由原来的53名增加到165名。部队内部加强了组织整顿，由共产党员代替那些不可靠的旧军官；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6]。这支部队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暂时依附于军阀李虎臣部，保存了自己。在渭华起义的同时，省委还指导许权中旅对渭华起义进行配合。1928年2、3月间，省委先后派刘志丹、唐澎、廉益民、吴浩然等同志到许旅做教育、整训等起义的准备工作。5月10日，许旅在撞关与冯部的作战中撤出，开赴渭华。5月12日，许旅到了高塘镇，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投入了起义的行列，成为渭华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
二、渭华起义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影响
1928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武装起义方针，决定在陕西省渭南、华县地区组织武装起义。4月下旬，在国民党西北军新编第3旅进行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刘志丹、唐澍和旅长许权中（中共党员）率该旅由潼关向华县高塘镇进发，途经华县瓜坡镇时宣布起义。起义部队进驻高塘镇后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辖4个大队、1个骑兵队，近1000人，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总司令，中共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任政治委员，王泰吉任参谋长，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许权中任总顾问兼骑兵队长。5月1日，渭南县、华县万余农民在中共陕东特委领导和西北工农革命军、陕东赤卫队的支持下，于渭南县崇凝及其附近地区举行起义，成立了崇凝区苏维埃政府和陕东赤卫队。接着，西北工农革命军在陕东赤卫队的配合下占领集镇，惩办反动官吏、土豪劣绅，在高塘、崇凝、塔山等地建立了40多个区、村苏维埃政府。6月上旬，西北工农革命军、陕东赤卫队在人民群众支援下，打退国民党军向高塘、崇凝一带的两次进攻。19日，国民党军3个师再次发动进攻，西北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进行英勇抗击后，于20日晚退入秦岭，尔后向雒南（今洛南）县转移。7月初，在洛南县两岔河、保安镇地区遭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的袭击，大部被打散，唐澍牺牲，刘志丹等少数人员分散转入隐蔽斗争。渭华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西北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序幕和演习。这次起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充分显示了渭华人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时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产生是深远的影响。
（一）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27年春夏之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集团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陕西的地方党组织也遭到破坏，革命活动转入秘密状态。1928年，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共陕西省委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发动了震动西北、波及全国的渭华起义，这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由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在同时期各省份的起义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次起义，同时也是陕西三大起义（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起义，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它在渭华地区形成了一个以高塘、塔山为中心，方圆200平方公里、拥有数十万人民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它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以武装斗争反抗了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播下了革命火种。同时，它促使我们党把革命的火种引向陕甘边地区，西北革命的重心随之向陕甘边地区转移，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进行了西北地开拓武装政权,创建苏维埃的伟大尝试。一是实现了农民武装与军队武装的有力配合。在党中央的指导和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渭华起义通过两个渠道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发动起来，一条是由地方党组织发动农民进行起义，另一条是由省委掌握的一支军队（许权中旅）配合农民起义。与只有军队流动游击的清涧起义和单纯农民参加的旬邑起义不同，渭华起义实现了革命群众与革命官兵相结合，推动了起义的深入发展。正如1927年10月，毛泽东在关于秋收暴动的报告中就说过“要发动暴动，单纯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又说“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7]二是实行了农村武装割据。渭华起义是在汲取南方三大起义经验教训基础上发动的，在北方第一个走上了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新道路的尝试。中共陕西省委当时确定领导渭华起义的战略指导思想是“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发游击战争。”“履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建立乡村政权（农民协会）[8]，把重心放在乡村，形成普遍大骚动，是省委战略思想的中心。渭华起义的参加者许尚志等就是在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之后，接受了城市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回到渭华参与起义。渭华起义打破了城市中心论，确立了农村武装割据路线，实现了农民起义与党的领导的工农武装相结合。三是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渭华起义建立了西北第一个苏维埃革命政权——崇凝区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设主席一人、委员若干，下设人民委员会、土地分配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粮食分配委员会。在渭华起义的影响下，三原、旬邑、泾阳、礼泉、永寿、淳化等地相继举事，起义群众达数十万人，渭华地区成了斗争的中心，先后建立了1个县级苏维埃政府，3个区苏维埃政府，46个乡苏维埃政府，辖167个自然村。渭华起义向广大群众宣告，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武装割据是争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途径[9]。可以说，渭华起义的实践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
（三）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积累了宝贵斗争经验。渭华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这些经验集中地表现在革命根据地的选择上。渭华地区群众条件优越，革命力量雄厚，但地域狭小、地处平原地区，且背靠终南山，面向渭河，紧临西安，敌人视为心腹大患，“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起义爆发后，宋哲元立即调兵遣将，以三个师的兵力扑向高塘与塔山，疯狂“围剿”，连续进攻。起义军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英勇奋战，血战50余天，被迫主动撤出渭华，南入秦岭，转入商洛两岔河、保安镇一带。包括后来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失利的教训，证明渭华地区不具备开展武装割据、建立政权的条件。渭华起义的实践证明，创建革命根据地，必须走农村、到山区，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壮大革命队伍。要坚持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扬长避短，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要坚持把革命重心转向离敌人统治中心较远、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陕甘地区，正是在这样的教训下，党在陕甘地区开始了创建西北红军，渭北革命根据，以南梁、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探索，最终使包含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内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又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四）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培养了一批坚强骨干。在渭华起义中，领导层的优秀人物数不胜数，例如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军委主席刘志丹，省委常委、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政治部主任廉益民，赤卫队长张汉俊，还有像王尚德、王授金等都是起义领导层中的佼佼者。其中唐澍、廉益民、王授金等还为起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渭华起义失败后，在三秦大地撒下了革命的火种。经过起义的锻炼，参加过起义的许多优秀干部成为后来西北游击队和陕北红军的骨干。如在渭华起义中任工农革命军军委主席的刘景桂（刘志丹），任大队长的谢浩如（谢子长）两人回到保安，总结渭华起义中的经验教训，后来就在党的领导下带领红军与陕北游击队，经过英勇顽强的斗争，创建和发展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最终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在渭华起义前后，先任旅长继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总顾问的许权中、参谋长王泰吉，都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王泰吉于1933年5月21日领导了著名的耀县起义，继任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陕甘边临时总指挥，红军第42师师长。于1934年前赴国民党统治区执行任务时被捕后英勇就义。渭华起义的熊熊烈火，为后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及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锻炼培养出一大批坚强战士。
作者：李小涛 男 中共旬邑县委党史研究室干部
联系电话：13571084560
地址：咸阳市旬邑县政协5楼县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