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委机关在咸阳期间，先后召开了第一、二、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不断发展、壮大各地中共组织；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卓有成效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推动了国民党陕西省当局实行抗战政策。

不断发展、壮大中共组织

卢沟桥事变后，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需要，中共陕西省委一方面调整组织机构，一方面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37 年 8 月，陕西省委在云阳镇举办党员干部培训班。讲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建设、农民运动、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工人运动等内容。同时， 省委机关除继续保留组织部、宣传部外，增设了妇女部、民运部、青年部、工人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随着东北军陆续离陕，省委撤销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改西北军工作委员会为省委军事委员会（随后又改为统战部）。省委还抽调部分委员到西安开展工作，在群众中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各种群众救亡团体，开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党领导了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又为中共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到 1937 年底，陕西省委领导的党员人数由省委刚恢复时的 300 多人增加到 1300 多人。

1937 年 12 月 21 日至 25 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 省委书记贾拓夫提出，在党的组织建设中，要克服关门主义和“拉夫” 现象，注意吸收工人、农民、妇女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会后，省委和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派出党员干部到党组织空白地区发展党员，建立组织。1938 年 11 月 21 日至 12 月21 日，陕西省委为了传达和讨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在云阳镇举行了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60 余人出席。会议指出了两年来党组织在发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求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保密工作教育。到1938 年底，在国民党统治的关中、陕南地区建立了53 个县的中共组织。为便于领导，省委先后将西路工委改为西路特委，陕东南工委改为安康地委，沿河特委改为沿河地委，汉中特委改为汉中地委，并新建了西府地委和甘肃陇南临时工委。一些地区的中等学校或建立了中共组织，或有了个别党员。地方上党员人数达 8000 多人。

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反共活动更加疯狂，镇压进步活动、破坏共产党组织、捕杀共产党员的事件越来越多。针对这些新变化，省委在 4 月召开的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上指出，发展党员工作要质与量并重，发展与巩固同时进行，强调要特别注意隐蔽；5 月，省委又提出党的组织以巩固为主，但不放弃发展；9 月，省委决定撤销地委级的党组织，改由特派员联系、指导各县工作，缩小目标，防止国民党的破坏。同时，成立长安、礼泉、岐山、洋县等 4 个中心县委，就近领导附近县党的工作。12 月，省委各部和领导逐步迁到边区内淳耀县的安社镇，并于 1940 年 1 月在安社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省委科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指出前一阶段组织发展中的问题，并决定开展审查干部和党员的工作。1940 年上半年以前，省委直接审查了 190 名干部及一部分党员， 其中县级以上干部 100 人。1940 年夏，省委机关迁到耀县的照金。

1940 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 3 次反共高潮，陕西首当其冲，形势严峻艰危。中共中央指示国统区党组织坚决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省委于 9 月召开常委扩大会，及时向各地党组织进行了传达和安排。1941 年 4 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陕甘宁边区所辖的关中分区划归陕西省委领导，并指示陕西省委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国民党区域”。1941 年底，省委和关中分委先后迁到旬邑县的马栏镇。此时，张德生任省委书记，汪锋、赵伯平、习仲勋等为省委常委。1942 年 1 月 15 日至 27 日，省委在马栏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西北中央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要求进一步贯彻“荫蔽精干”方针，“扩大社会活动，采取合法斗争，并彻底改编党的组织形式与领导方法”，以达到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目的。会后， 省委很快派出 21 名干部，利用春节期间探亲访友等形式，到 50 多个县进行传达贯彻。各地党组织根据省委指示和本地的实际情况，采取各种形式，来隐蔽和巩固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灵活多样的斗争。

领导和支持群众抗日救亡运动

中共陕西省委恢复后，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党组织通过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生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西北队部、东北民众救亡会等群众团体， 深入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和平、民主、抗日的群众运动。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于次日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中共陕西省委于 10 日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告西北各界同胞书》， 号召西北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奋斗到底；要求中央政府抛弃对日和平苟安退让的一切幻想，用一切力量去抵抗日寇对华北的进攻；并要求当局立刻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自由。12 日，省委发出《关于日本进攻平津与党的任务及工作指示》，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加紧进行抗战宣传鼓动工作和抗日人民的组织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发动全民族的抗战而奋斗。同日， 省委指示西安工委，动员各救亡团体、各学校、各界人民，发起平津抗战后援会，请愿慰劳坚持平津抗战的第二十九军，加紧抗战宣传，推动各界救亡运动等。14 日，省委对开赴抗日前线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共党组织作出指示，指出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已经开始，共产党员要以身作则，奋勇杀敌，用模范作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在各级党的组织与上级组织脱离的环境下，每个党员及支部都要有独立工作的精神。

陕西省委在云阳发布的《告西北各界同胞书》和党内指示，对于动员组织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省委的具体领导和坚决支持下，陕西国统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广泛地开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 1938 年，中共陕西组织领导建立的较大的抗日救亡团体有 15 个，成员近 4 万人。抗日团体创办的和在中共陕西组织影响下的报刊有《西北战线》《老百姓》《学生呼声》《大团结》等 20 多种。这些报刊对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宣传抗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 年 6 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恢复后，虽然提出组织抗敌后援会，但其坚持蒋介石片面抗战的错误路线，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采取了敌视、限制、打击、取缔的方针，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中共陕西省委于 1937 年 10 月 10 日致书国民党省党部：“坚持要求省党部立刻进行自我批评，改变自己过去对民众运动的种种错误政策，立刻开放民众运动， 给民众救国抗战的民主自由”，“彻底实现陕西民众救亡统一路线”。1938 年 2 月 28 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又在西安各报发表通告，借口未经“合法登记”，提出解散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会、西安文化界协会等 13 个抗日救亡团体。之后，反动军警逮捕了民先、青救等团体的负责人，并攻击抗日救亡团体是“不法青年团体”。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进攻，中共陕西省委在机关刊物《西北》连续发表文章， 指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解散救国团体，逮捕爱国青年，是违犯抗战建国纲领、破坏抗日团结、分裂抗战力量的行为；要求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抗日救亡的大前提下，给予各救亡团体以合法地位，以发挥其抗战积极性， 为国效命。

1938 年 8 月，国民党陕西当局为了进一步推行压制和取消群众抗日救亡活动的反动政策，开办了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班，企图实行“全党特务化”的法西斯口号；为控制青年运动，毒害青年，大量发展反共法西斯青年组织“三青团”，进行反共活动。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和中共中央、陕西省委的工作部署，陕西各地党组织在领导群众斗争中，注意在群众中建立广泛的、公开的、合法的、各种各样的小型组织。在学校和青年学生中建立学生自治会、教师联合会、学术研究会、读书会等； 在农民中建立夜校、自乐班、孝义会、冷娃团、识字班等。在斗争方法上， 坚持摒弃一些过“左”的方法，注意脚踏实地，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开始， 逐步引导群众参加一些政治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9 年开始，各地党组织领导的比较大的群众斗争有 50 多次。

积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 年 5 月 22 日至 27 日，陕西省委在云阳召开了全省党代表大会， 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等出席了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省委书记贾拓夫提出陕西党组织当前的任务是动员和领导千百万群众投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为和平民主和抗战而斗争，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为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断扩大统一战线范围，尽可能多地团结各方面力量，省委设立了统战部，省委常委会、省委扩大会也经常讨论、布置统一战线工作。此外，省委还通过“西北社”“留守处”“联络站”“青训班”等公开或半公开的机关，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到1937 年底，省委统战工作的范围扩大到国民党政权阶层、中间人士和广大农村，使国统区城乡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1938 年春，日寇向晋西北发动进攻，同时占领晋南的风陵渡，隔黄河与潼关相峙，形势非常危急。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发出《为保卫陕西宣言》《我们对于第三期抗战中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意见》，明确指出了保卫陕西、保卫西北和争取全国抗战胜利一样，必须把全陕所有抗日力量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摒弃一切党派成见、自私自利观点与磨擦等现象，真正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基于这种认识，陕西省委十分重视与国民党的关系，对国民党当局愿意抗战的一些举动，都积极表示支持。特别是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颁布后，陕西党组织立即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和解释，发动群众拥护纲领，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1938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陕西省委在云阳镇召开全省抗日积极分子会议。根据日军逼近黄河东岸，陕西有可能变为沦陷区的形势，会议着重讨论并部署了陕西国统区的抗日救亡和统战工作。会议指出陕西党组织目前的具体战斗任务就是巩固团结，加紧进行战争动员工作。要求在政治上应当广泛地进行关于武装工作的宣传，提醒全陕人民注意，鼓动每个有武装的同胞随时准备着打敌人，这种工作应广泛地公开地经常地去做，但组织上准备工作必须是绝对秘密的，暴露就等于帮助敌人， 帮助顽固派，各县委必须成立武装部，专门负责领导武装工作，重点是做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工作和改造非法武装，在这些武装中广泛开展统战工作。

根据云阳会议精神，陕西国统区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国民党地方武装和非法武装中开展了统战工作。陕西的非法武装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仅 10 个县不完全统计就有 53 股，约 1.5 万至 2 万人。党对他们的政策是争取团结抗战，逐步说服改造，帮助进步，保存枪支，准备在时局变化时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力量。在工作方法上是先从上层着手， 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以私人名义交朋友，结拜兄弟，帮助解决困难问题， 建立威信，协助改造不良习气。对国民党退伍回乡军人，中共组织采取了“集中力量争取之”的策略，针对不同对象开展不同方式的统战工作， 使之成为抗日的可靠的同盟者。云阳会议精神的贯彻，使陕西国统区的军事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1938 年底，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召开的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告全陕全西北同胞书》《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信》等，并全部公开发表。《告全陕全西北同胞书》指出：“我们一定要保卫我们的家乡，一定要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精诚团结，本着互相尊重与互助互让的精神，继续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府当局的统一领导之下，紧急地动员起来……驱逐日寇，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信》中也指出：“要顺利地达到保卫陕西、保卫西北之目的，必须全陕人士首先是国共两党更加亲密团结。”“三民主义为国共两党合作及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两份文件的公开发表，也充分表明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障碍不在共产党方面，而在于国民党的顽固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