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共西情处第五密台
1947年春，国民党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应咸阳十区专员赵止青的要求，从西安给咸阳调来一部电台，作为国民党十区专员公署与上级联络的无线电台。该台调至咸阳后，先设在城东门的城隍庙，后迁到城内凤凰台上。电台台长雷光斗，是中共地下党员。
在此之前，中共西安情报处(以下简称西情处)处长王超北，根据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关于将秘密电台建在敌电台基础上的指示精神，先后在西安建立了四个秘密电台。1947年8月3日，西情处第四密台被敌人破坏。此时，正值胡宗南部重点进攻陕北地区，战况十分紧张，急需敌军情报。王超北意识到当务之急是迅速建立密台，恢复工作。遂即动身去咸阳与雷光斗商议，在刚成立不久的国民党十区专员公署电台基础上建立西情处第五密台。
8月6日一大早，王超北就离开了家。他从王家巷24号出发，急奔西安车站，冒险乘火车到咸阳去和雷光斗联系。咸阳距西安只有五十华里，坐火车不到一小时就到了。王超北下车后，直奔凤凰台。这天，他穿着白绸大褂、白绸裤子，头戴一顶白凉草帽，手拿一把大折扇，胸前衣扣上露着怀表的银练，戴一副美国茶色眼镜，显得阔绰潇洒、落落大方，俨然一幅大亨的派头。门口的哨兵看到这身打扮，又是找雷台长的，自然不敢怠慢，不加盘问就放他进去。凤凰台在咸阳的北部，是咸阳城的制高点，站在台上可以俯视全城。王超北尽管内心十分焦急，表面上却装得悠闲自在，三步一看，五步一歇，慢慢向台上走去。
听说有人找，雷光斗一掀帘子走出门来，一看是李仰之先生（他当时还不知道王超北的真实姓名），不觉一愣。请进屋后，王超北抹了一把脸，喝着沏好的茶，打量着室内的情况。从眼神中雷光斗看出他是观察在这里谈话的安全程度，便说：“没有关系，你亲自来一定是有什么急事。”王超北先询问了他们台的近况，特别是人员有无变化。雷光斗说：“摇机兵大都是新补充的，报务人员没有大的变化，只是王季刚调出当了三台的台长，新补来的报务员叫梁五昌，是老报务员史国政介绍的，人还可靠。”听到这些情况，王超北见门外无人，便开门见山地说：“最近西安的形势很紧张，敌特非常疯狂，到处抓人，工作难以开展，想使用你这部电台，不能让生意停顿。”雷光斗知道他所说的“生意”是指什么，就满口答应说：“没有问题，你李掌柜的事就是我的事。”王超北随即从香烟盒里挑出一根纸烟交给雷光斗，小声说：“波长、呼号、联系时间都在这里边，你今天就联系，明天我叫人跟你联系。”雷光斗忙问是谁。王超北说：“是秦治安，你认识的。以后你们最好在城里泡馍馆会面，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到台上见面。”随后王超北又说：“对新来的报务员梁五昌要照顾得好一些，争取他为我们工作。”雷光斗说：“行！最近他要结婚，我多给他几天假。”王超北说：“那好，到他结婚的时候，我买四样厚礼，托人给你捎来，你以个人的名义送给他。”王超北又叮咛了些别的事，就起身告辞。
雷光斗很快就和内台（中共中央电台）取得了联系。从此，西情处的第五密台在咸阳的凤凰台上向中共中央发报了。担任交通的是秦治安和沈仲谋。有时雷光斗趁回保安司令部领取电讯器材和零件的时候，也捎着来往的电报。西情处给这个台的补贴是面粉折价，领取的地方是中正路（今解放路）银行、王家巷35号和杨漫波家（西情处的统战对象）。梁五昌结婚的时候，雷光斗将王超北买的四样礼物以自己的名义送给梁五昌。这样，在为雷台长的朋友发“商业”情报时，梁五昌也格外的精心和卖力。
同中央的联系虽然没有中断，但从西安到咸阳来往多了，王超北总感十分不便，特别是同雷光斗的频繁接触难免被人注意，长期这样是很不安全的。怎么办呢？一时又想不出个好主意。恰在这时，在四川上大学的高秀芳从四川回到西安，同王超北在地下工作者王惠今家不期而遇。
高秀芳是陕西兴平人，当时只有二十三岁，是个朝气蓬勃、思想进步的女青年。她和丈夫杨济安都是王惠今的爱人袁禾森的学生，他们常去袁家，和王惠今很熟。当时他们感到国民党统治区十分压抑，想投奔延安去参加革命，托王惠今给他们寻找关系。王惠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王超北，便同王超北约好在她家见见这两个进步青年。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王超北同这对青年男女在王惠今家“不期”而遇了，谈话中，王超北了解到高秀芳革命立场坚定，在四川铭贤学院就读期间，由于积极参加进步活动，被隐藏在学生中的特务发觉，把她上了黑名单。于是，王超北决定安排高秀芳在西情处机关工作。第二天，高秀芳即搬进王惠今家，由王惠今和王超北亲自教她如何保护密码和翻译电报。高秀芳很聪明，文化程度又高，对革命工作热情很高，很快就适应了工作。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敌特经常查户口，王超北感到王惠今家不安全，就决定将高秀芳搬回西安自己家中住。地址在公安局巷11号（现为13号）。按照王超北的想法，那里在公安局附近，敌人可能疏忽，相对来说比较安全。这样高秀芳对外称在家养病，实际是秘密地进行革命工作。
在此期间，因为工作太忙，高秀芳向组织介绍了进步青年、她最要好的女同学杨碧涛参加了西情处的工作。后来，高秀芳已经完全能够独立工作，王超北便派高秀芳到咸阳，以“黄润生太太”的身份配合掩护第五密台的工作，“黄润生”就是王超北。同去帮高秀芳安家的还有以她“舅舅”身份出现的交通员沈仲谋。房子是由雷光斗事先托一个杂货铺的掌柜找好的，地点在咸阳城内易俗巷36号冯杨氏家里。那里离密台近，不仅工作起来方便，而且使来往交通人员能有个落脚之地，以便掩护密台和交通人员。
高秀芳住到这里以后，白天做做家务活，纺纺线，缝补浆洗衣服等等。她装作初识文墨的样子，很少看书，只带着一本《三国演义》，还是“丈夫”留着给她夹绣花线用的。实际上书里密写着台内的各种呼号，是供她翻报时用的，外人一点也看不出来。房东冯杨氏觉得这位房客“黄太太”很不错，虽然年纪轻轻的，却端庄大方，和蔼可亲，除了买油盐酱醋以外，连个大门也不出，只知在家干活，或者关门睡觉。“黄先生”也很难回家一趟，没有什么打扰房东的地方。难得有这样清静的房客，所以关系处得非常好。岂不知高秀芳晚上却是十分紧张忙碌的，常常翻报到深更半夜。房里的火盆架是个夹层的，是专门从西安做好带来的，里面放着密码。工作时把密码取出来，工作完后又放回原处，神不知，鬼不觉。
常到易俗巷来的是高秀芳的“舅舅”交通员沈仲谋和她的“叔叔”交通员李庚申。雷光斗常以“黄先生”朋友的身份来串门，关心照顾“黄太太”。实际上他们都是来送取情报的。一天，高秀芳的老同学杨碧涛来咸阳看她。一进门，小杨就带有戏谑性地大喊“黄太太！黄太太！”高秀芳笑着把杨碧涛拉进房里，看看院里四下无人，便掩上门说道：“怎么派你来了？”杨碧涛一边喝茶一边说：“老沈病了，有份紧急情报得赶紧发出去，我就向老李讨了这个差使。老李说，让你赶快翻出来发出去。”说罢放下茶杯，撩起了棉袍的下襟。高秀芳知道情报就放在那里，急忙从做活的簸箩里拿出剪刀，剪开线头，取出用纸卷起的情报底稿，放在桌子的夹层里面。然后又穿针引线给杨碧涛将棉袍缝好。
她们俩一边做饭，一边说话 。杨碧涛说：“掌柜的让我告诉你，要安心在这里工作，有什么问题和困难随时捎话给他。要你特别注意安全。平常身上要装几块钱，生活再困难也不能用，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买车票脱身。他让你千万要注意这一点。本来他是要亲自来的，由于我想来，他也考虑到你一个人在这里太闷，就同意我来，一方面送情报，一方面跟你说说话。”听了杨碧涛这番话，高秀芳打心里感到高兴和安慰，觉得组织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自己，今后只有努力做好工作，报答组织对自己的关怀。
高秀芳送走杨碧涛后，便坐在桌旁拿起发给党中央的电报稿进行翻译。一直翻到半夜，才将密码翻完，然后在正式电报纸上誊写清晰，准备雷光斗来拿。第二天中午，雷光斗拿走了电报。
咸阳虽然不是个大地方，但却是个交通要道，地处川陕、西兰、咸榆公路的交叉点，是陇海、西铜两条铁路的必经之地。特别是敌人重点进攻陕北以来，这里是各种车辆、物资、兵源的云集之地。因此，敌特不仅对火车站、汽车站等地控制很严，就是对城内的大街小巷盘查得也十分严格，查户口更是家常便饭。有次，查户口的警察是个外地人，当他盘问高秀芳时，她也不自觉地跟着他的口音回答，说起官话（普通话）来。事后，这个警察在冯杨氏跟前打听：“你这个房客到底是什么地方人？”“兴平人啊。”“那她怎么说官话呢？”冯杨氏随即替高秀芳开脱说：“人家掌柜的是个车老板，走南闯北地在外面跑。交往的外路人多，听惯了，说两句外地话也是常事。”警察听后再没有说什么。冯杨氏把这件事告诉高秀芳以后，引起了高秀芳的重视，以后她言行举止都很谨慎。
1948年3月的一天上午，交通员沈仲谋送来一份特急电报底稿，让高秀芳赶快翻译成密码发走。按照组织的规定，不能在白天翻报，以免发生意外。既然是“掌柜的”的命令，高秀芳便立即工作起来。沈仲谋卷了一支金堂卷烟，半躺在炕上吸着，看着高秀芳工作。谁知正在工作当中，突然传来急促的打门声。房东冯杨氏正在院里收拾柴火，赶紧去开了门。进来三四个既非军又非民亦非警察的货色，冯杨氏见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有点胆怯地问：“你们找谁呀？”为首的家伙说：“谁也不找，我们是稽查处的，来查户口。”这一切高秀芳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她赶紧收拾东西，想把密码本和底稿放到桌子的夹层里已经来不及了，她只好把一切用具全放在做活的针线簸箩里，顺手拉过来给杨碧涛正在缝制的准备夏天穿的旗袍，埋着头飞针走线地做起针线活来。沈仲谋早已吸完了烟，听到敲门声以后就示意高秀芳赶快收拾东西，他自己脱了鞋索性拉开被子盖在身上，假装睡觉。刚收拾完，那几个家伙便推门进来了。高秀芳仍然埋头做自己的活，抬起头笑一笑说：“实在对不起，我还以为娃娃们在院里耍哩，请坐吧，先生们。”一边说着，一边从桌子抽屉拿出一包香烟递了过去。这几个家伙也真不客气，见是“白炮台”便接在手中抽了起来，态度显然比进门时缓和多了。
为首的那个盘问起高秀芳的身份来，高秀芳不慌不忙地回答着。看过了身份证，没有发现什么差错，忽然看着炕上问道：“他是什么人？”“是我舅，今天刚从西安来看我。”高秀芳从容地回答。接着高秀芳连着叫过三声，沈仲谋才慢慢地睁开眼睛，揉揉双眼，直到他的目光同“稽查”头目相遇之后，他才一咕噜翻起身跳下炕，连声赔礼说：“不知道兄弟们来，实在不恭的很。”随即又装着埋怨高秀芳的样子说：“这娃呦，兄弟们来了你怎么不叫醒我？”高秀芳随机应变说：“我叫你好几声你才醒来的。”他们的对答是那么的自如，致使这些不速之客一点也没怀疑他们的关系。
稽查们问沈仲谋的身份，沈仲谋说：“过去在军界混日子，现在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就在家里赋闲，做点小生意，收点房租过活，今天特意搭火车来看看外甥女。”他一板一眼，说得头头是道。看过身份证，也找不出什么破绽，刚转身要走时，其中有个人眼尖，突然看见了桌上的毛笔和墨盒，随口说道：“这位黄太太还会写字，一定是个知书识礼的女学生吧？”高秀芳说：“我哪里是什么女学生，这笔和墨盒是学着描花样用的，闲着没事绣绣花。”说着翻出两张花样摆在桌上。稽查头看到这一老一少还客气，也不打算再找岔了。随声说道：“不必客气，我们还要到隔壁去查。”说罢，领着他的喽啰走了。
高秀芳送走那几个家伙，关好门回到房里说：“真悬啊！要是那几个家伙随便翻一翻，今天非捅出大娄子不可。”沈仲谋却笑呵呵地说：“行，我外甥女今天这一折‘搜府’演得不错！”此后，敌人经常来查户口。
4月的一天下午，雷光斗到高秀芳住处取电报，突然发现一个宪兵，在易俗巷口鬼头鬼脑地向巷子里张望。雷光斗认识这个人，这家伙也知道雷光斗是保安司令部电台的台长。当雷光斗问他在这里干什么时，那家伙神秘地悄声说：“雷台长，这巷子里可能有共产党在活动，我在这里监视着，你可不能对外人讲。”听到这个情况，雷光斗没敢进巷子，溜溜达达地向别处去了。晚上，他看巷口没人，装作散步的样子到了高秀芳的住处，将这个情况告诉了高秀芳，让她特别注意。高秀芳当即写了一封短信，向“李先生”汇报了这个情况，连同电报一起交给雷光斗，让他马上把信发出，请示组织该怎么办。“黄润生”的回信很快就来了，信中说：“既然身体不好，就马上回西安看病，不要酿成大病，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信中还说，东西让她不要管，他托人代为处理。接信后，高秀芳简单地收拾了一下零碎东西，藏好了密码本，到上房给冯杨氏打了个招呼，说是他舅舅病了，她要去西安，请冯杨氏替她招呼一下门户。从冯杨氏房中出来，然后锁上门，就到车站买票，当天就离开了咸阳。高秀芳走后，为了避免敌特注意，雷光斗也停止了给中央发报的工作。西情处的第五密台就这样结束了。
1947年8月至1948年4月，西情处第五密台共拍发重要情报近70份。在配合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实行战略反攻，以及为收复延安和宜川、瓦子街、西府陇东诸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张友进 段彦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