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南下，部队（即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做了必要的调整，把一些伤病员和身体较弱的战士留下来， 把多余的武器留给地方。全团指战员共有 300 余人， 七八十匹战马，几十匹骡子，枪支弹药比较充足。

5 月 29 日清晨，我们召开全团大会，杜衡和志丹在会上做了简短的动员讲话。饭后，部队由北梁出发，挥师南下。

下午，部队到达淳化县的桃曲塬（即桃渠塬）。桃曲塬村西有条小河，叫桃曲河，村南有座土寨子，无人居住，团部驻扎在村里。下午四点多钟，部队正在开饭， 突然枪声大作，敌人偷偷占领村南土寨，向我军猛烈开火。我听见枪声，一个箭步冲出窑洞，命令司号员康健民用号声调各连反击。志丹随后也冲了出来，一边打一边命令一连冲锋。一个急冲锋，把敌人从寨子里压到桃曲河沟，骑兵连又从塬上俯冲下去，截断敌人的退路， 共消灭敌人 80 多，缴获大批枪支。这股敌人是淳化县的保安队，有 100 人。大概因为他们的“情报”不准，错把我军当成小游击队，企图来个偷袭一网打尽。其结果，“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丢下十几具尸体，狼狈逃窜。天黑时，我们清扫了战场，把枪支弹药交给当地游击队，把俘虏交给地方干部，让他们处理。

翌日，红二团由桃曲塬出发，经凤凰山从爷台山和方里镇之间直插下去，行军 100 多里，到达三原县二台，与黄子祥、张秀山领导的渭北游击队汇合。在这里，二团党委和游击队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杜衡继续奢谈红二团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对此表示异议，劝阻不要冒此风险。杜衡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劝阻， 强令红二团尽快南渡渭河。

第二天，拂晓部队出发，下午到达长坳。在长坳，我们配合渭北游击队打了敌富平张德润民团。这个民团，是当地豪绅从富平请来，专门弹压游击队的。他们来后，无恶不作，抓走我苏维埃主席孙平章等人， 群众无不痛恨。长坳，地形险要，寨子两边都是深沟，易守不易攻。战斗打响后，少部分游击队员和步兵一连两个排从正面攻击，吸引敌人； 骑兵连绕道敌侧后助战，部分游击队员从后沟压下去营救被捕者。结果， 敌人把孙平章等人转移了，没有营救出来，二团又急于执行南下渭华的命令，黄昏时撤出战斗。部队来到寇家庄，没有进村，在庄外场上休息吃饭。饭后，我们准备出发时，杜衡突然提出，他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声称待汇报完工作后，再沿大路追赶部队。志丹和我感到意外： 刚刚南下，怎么就要离开部队？但因他是上级，我们不好说什么，只得表示同意。于是，把部队集合起来，由杜衡讲话。杜衡向大家重新说了一遍他要回西安的理由，当场宣布，在他离队期间由汪锋代理红二团政委。

杜衡走时，从经理处长刘约三那里，要了一头毛驴和一些钱，只身离队。事后得知，杜衡并没有直接去西安，而是到了三原县境内。

省委听到红二团南下的消息后，非常着急，认为南下不仅错误，而且会将红二团断送到渭华一带，立刻派省委书记袁岳栋到三原县阻止部队南下。袁到三原正巧碰见杜衡，遂在三原县民众教育馆，与三原中心县委负责人赵伯平、刘映胜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袁岳栋代表省委对杜衡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他同志针对杜衡的错误也进行了批评。会议决定，由赵伯平通知高陵县支部，在高陵县境拦截部队。遗憾得很， 等命令传到高陵支部时，部队早已渡过渭河。

部队离开寇家庄，在地下党的向导下，向高陵方向夜行军。高陵县位于渭河北岸，地势平坦，无遮无掩，水渠纵横，行军困难，这里住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如果不趁夜间偷越，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天黑极了，战士们拉成一行队列，深一脚浅一脚地穿麦田、绕渠埂行进。绕来绕去，我带的部队和志丹带的人马失去了联络。当东方出现鱼肚色时，我们刚从高陵县南城墙根穿过，抬头望去，城上敌人清楚可见， 敌人不知道我们是什么部队，不敢贸然开枪，我们急于行军，也未予理睬。我们行至高陵县城东古塔跟前，方与志丹一路汇合。原来，志丹他们是从城北穿过来的。

5 月 31 日早晨九点多钟，部队到达渭河渭桥渡口。渭桥渡口是通往西安的一个主要渡口，渡口北岸西侧高崖上修有一座炮楼，河边崖畔窑洞里驻守 20 多个武装团丁，盘查过往行人。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会出现在面前，所以，当一个团丁从大门出来被我们捉住时，他完全莫明其妙。随后，我们逼这个团丁骗开他们的大门，一枪未放，缴敌十几支枪，夺下渡口。

夏天的渭河，水大浪急，几百人渡河非同小可。只有两条船，部队全靠船摆渡，很难在短时间内渡过，况且这里距高陵县城不远，一旦被敌人发现，将迫我于背水一战的绝境，大家非常焦急。

正在这时，河对岸一只小船载着几个人摆渡过来，其中一个身着长袍， 头戴礼帽，斜背一把盒子枪，趾高气扬地站在船头。这个人以为渡口边都是他的人，毫无防备。船刚刚靠岸，“干什么的！”我们的战士大声喊道。“我是团总，薛兆兰。”随着来人的答音，几个战士扑上去缴了他的枪，捆绑起来。这个薛团总，后来被我们枪毙在渭河南岸的洪庆镇， 到死他也没闹明白，红军怎么会突然降临。

在这里，我们一方面积极寻找船工，一方面组织骑兵连乘马渡河， 占领河南阵地，掩护部队过河。当骑兵连全部渡过之后，大部队和驮骡依次过河。大约用了将近两个小时，全团顺利渡过渭河。临走时，我们送给船工们两匹骡子，作为酬谢。

部队过河经耿镇，向南行军。不多时，骑兵连长杨琪匆匆赶回来对我说：“哎呀呀！怎么走到西安城边了？”我说：“不会吧。”他催我赶紧上马，我俩飞奔到前面一个当地群众叫作冢圪垯的巨大古墓顶上， 果然看到了一段西安东城墙，我用望远镜观察，看见城墙上还有些人在来回走动。于是我们立即返回向志丹汇报，我问怎么选了这条路线？志丹满面无奈地说：“地下党的同志说只有走这条路才能过河。”中午， 在灞桥附近村子里，碰上四五十个全副武装的敌人，正在吃午饭，我骑兵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包围起来，迫使敌人乖乖缴械。敌人看我骑兵连穿的是西北军服装（缴获长武哗变那个连的），误认是王泰吉骑兵团的人，连骂带闹，声言要到西安杨虎城主任跟前打官司。战士们厉声说道：“老子是红军。”敌人才像泄了气的皮球，不再言语了。沿途， 我们又拦截了由东边开过来的 13 辆拉百货的汽车，缴获部分急用物资， 并令其原路返回，以防走漏消息。部队继续向洪庆梁方向前进。

两天一夜急行军 200 多里，人困马乏，战士们疲惫不堪。眼下又临险境，右有西安方向重兵扼守，后有渭河天堑挡道，左有临潼方向的敌人封锁，大家预感前途渺茫。

志丹对我说：“怎么办？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搞垮呵！”

我说：“怎么办？干脆咱们带部队原路返回。”我认为原路返回， 虽然要受很大损失，但总归比坐以待毙强。

志丹摇摇头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前进，冲出包围，继续向预定的方向进军。”

黄昏，部队来到灞桥附近洪庆梁南侧半山上的上、下鲁峪村。这里离西安 50 里，距临潼 20 里，随时可能遭到敌人合围，但是战士们一天一夜没有吃饭，连饿带累，实在无法继续夜行军了，我便下令做饭吃， 饭后就地宿营，并在洪庆梁上布置了警戒哨。大概因为天太黑的缘故， 敌人摸不清我们行动的方向，没有夜袭，所以，我们总算度过了危险的一夜。

当晚，志丹、汪锋和我临时决定召开团党委紧急扩大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会上，有人主张前进，有人主张后退，争论不一。关键时刻，志丹表现出持重和远见。他考虑：进亦险恶，退亦险恶。进，尚可与敌周旋；退，唯有与敌决一死战。再以党内是非而论，中途返回， 胜败都难以分清曲直。最后，他陈述了败于进，而不败于退的利弊，说服大家统一认识，做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思想准备，竭尽全力继续完成南下任务。节选自《三秦红色地标（咸阳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