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是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之后作出的一个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的重大决策。这个重大决策，是扭转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教育领域混乱局面，恢复和建立新的教育秩序的开端；是实行全面拨乱反正，开辟新道路的一个突破口。这个重大决策，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高素质人才。30年过去了，当年直接受惠于这一决策的1977、1978两届大学生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的中坚。可以说，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是中国特色社主义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第一笔。

恢复高考决策的酝酿过程

恢复高考的决策，是1977年8月6日邓小平在他主持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根据教育、科技工作者的建议确定的。但是，关于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一些想法，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就开始酝酿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首先被废止的就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1966年至1969年，中国大陆所有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教师与学生被下放劳动，高等教育陷于全面瘫痪。1970年，落实毛泽东“大学还是要办的”及“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规定：高等学校恢复招收新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

从1970年到1976年，按照“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原则，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共七届94万人。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据1972年5月北京市11所高校的调查，在校学员入学前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的占20%，初中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把这些层次不同的学员集中在一个教室里接受大学教育，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为改变单纯依靠群众推荐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招生方式，尽可能提高大学教学质量，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在会见李政道博士时提出，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他说：“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但由于“四人帮”干扰，这个建议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而未能实行。1973年，部分省市在招收大学工农兵学员时增加了文化考试，结果因为一场“白卷英雄”的闹剧而夭折。

1975年，邓小平受命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领导开展全面整顿，对当时的大学招生方法和教学质量提出批评。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为此，他要求教育部搞一个教育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当时设想，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遗憾的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很快发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的这些正确主张没能得到实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改革怎么搞，大学怎么办，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此时，人才匮乏已成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最大制约。1977年5月，尚未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同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正因如此，邓小平主动请缨，郑重地向中央提出在恢复工作后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请求。大量材料表明，在邓小平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对于教育工作，包括大学招生制度等问题，已经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思考和方案了。

1977年，在正式决定恢复高考前，邓小平关于科技和教育问题有过多次谈话，其中重要的有：5月12日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李昌的谈话；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723日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张文峰、高勇的谈话；7月29日和8月1日同方毅及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的谈话等。在上述谈话中，邓小平就尽快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制度和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问题，提出了两条重要意见。

第一，高等学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态度十分鲜明。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说：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7月23日，在同张文峰、高勇谈话时，邓小平讲得更加明确：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8月1日，当得知时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蒋南翔向教育部提出，希望能够允许天津市在1977年大学招生时直接在应届高生中挑选一些学生参加考试时，邓小平当即表示赞赏与支持：“就是要敢想敢讲，不要吞吞吐吐。要提倡实事求是。”

第二，提倡高等学校招生“两条腿”走路，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7月23日在同张文峰、高勇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7月29日，他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大学招生办法的弊端，尖锐指出：“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8月1日，他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指示：办教育要两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科技大学由科学院包下来，直接招生，军队院校由军队包。“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

由此可见，恢复高等校招生考试制度，是邓小平酝酿多年的一个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他最初的想法是，1977年用一年的时间做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步走向正轨。出人意料是，就在邓小平复出工作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这个方案被提前实施了。

恢复高考的决策经过

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的第一个大动作。

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等汇报时提出，他近期要主持召开一个科教工作座谈会，请科学院和教育部“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邀请了33位专家学者，于8月3日到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报到。这些专家学者是：中国科学院吴文俊、马大猷、郝柏林、钱人元、严东生、张文佑、黄秉维、王守武、高庆狮、许孔时、邹承鲁、张文裕、童第周、叶笃正、汪猷、王大珩，中国农业科学院金善宝，北京大学周培源、沈克琦，清华大学何东昌、潘际銮，复旦大学苏步青，吉林大学唐敖庆，武汉大学查全性，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上海交大吴健中，南开大学杨石先，天津大学史绍熙，南京大学苗永宽，西安交大程遒晋，华北农大沈其益，中山医学院宗永生，中国科技大学温元凯。其中年龄最大的是82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最小的是31岁的化学键理论研究者温元凯。

8月4至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邓平自始至终亲自主持座谈会。

这是一个真正的畅所欲言的座谈会。没有事先准备好的长篇报告、讲话，5天全部是即兴的自由发言。邓小平开宗明义：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包括学制、教材、教员的来源、办学的方针、具体措施、有什么想法，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方法，就是想说什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这里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

在邓小平的引导下，与会专家的议题很快从揭批“四人帮”罪行转到为振兴科学教育献计献策方面。而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成为其中的主要话题之一。

此时，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已经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这个方案较以往有三点突破：一是明确规定普通高校招生一般要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二是决定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4000到1万人直接上大学；三是强调重视文化程度，对考生要进行文化考查。但是，招生的方式依然沿袭“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原则。8月4日，教育部的报告送达国务院。

邓小平最初是“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的，因为在他的计划中，恢复高考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在座谈会上，邓小平阐述了他的想法：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准备，把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确定下来，都要搞好。搞好后就不要经常变动了。他真诚地询问专家：一年准备行不行？要把教材重新编好，按提高的标准来要求。教师的选择、调配，教学方法的准备，还有从明年开始恢复招生考试制度，这一套要研究好。一年准备来得及吗？

邓小平的真诚感动了与会专家，启发了大家的思路和灵感。许多学者连夜赶写发言提纲，研究思考高考制度问题。

8月6日，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发言，强烈要求必须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引发了热烈讨论。

查全性慷慨陈词，抨击了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严重弊病：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二、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三、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教与学的积极性。查全性强调，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大学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生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他呼吁：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

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汪猷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意见，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

专家们的意见震动并激励了邓小平。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今年就开始改，不要等了。

一个重大决策就这样出台了。

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邓小平在总结发言中再次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一位执政党的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用整整5天时间与30多位科学家、教育家真诚座谈，共商振兴科学教育大计，这并不多见。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当属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典范！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次年二月底前入学，推迟三个月。8月18日，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送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当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均圈阅同意。

自8月13日起，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或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少数高等学校的代表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由于当时正在举行党的十一大，“两个凡是”思想还有较大市场，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及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路线“两个估计”等问题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争论不休。结果会期一拖再拖，从仲夏到中秋，总是议而不决。关键时刻，邓小平中流砥柱，勇敢破冰。9月19日，他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严肃提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他明确指示：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办事要快，不要拖。

邓小平“9·19”谈话掷地有声，扭转乾坤。几天后，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10月3日，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批送华国锋：“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华国锋旋即批示，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同志。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件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至此，恢复高考的决策尘埃落定。

恢复高考决策中的几个重大政策问题及其影响

1977年恢复高考，既不是对“文革”前的高考制度的简单重复，也不仅仅是恢复文化考试的问题，它既有破，也有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荆棘丛生的时代背景下，恢复高考，事关社会走向，事关十年积压的几千万知识青年的出路、前途和命运，其中的许多政策问题，牵一发而动全局，极其敏感、复杂。在决策恢复高考的过程中，邓小平从尽快培养人才的大局出发，关心和爱护知识青年，千方百计为广大知识青年成长成才排忧解难。他亲自过问，制定了许多重大政策，果断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

（一）改变录取比例，扩大招生范围，为广大的社会知识青年上大学创造了条件。

恢复高考，本来有特定的含义，主要指的是恢复应届高中毕业生招生考试制度。所以，最初邓小平拍板决策恢复高考时说的也是“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但是，十年积压的数千万社会知识青年怎么办？他们应该占多大的录取比例？这是个政策问题。9月5日，刘西尧向邓小平提交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提到，因为招生涉及到城乡知识青年和高中应届毕业生3000万人，招生办法又涉及一些方针政策问题，需要考虑周到，以防止对当前工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引起波动。第二天，邓小平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77年招生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录取比例，应届高中毕业生占招生总数的20%—30%，绝大多数生源来自社会。有了这个政策，十年积压的广大社会知识青年才有了上大学的机会。

对社会知识青年考大学的政策，邓小平想得十分周到。比如，他听到有人建议把过去招生的十六字方针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时，就说：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取你的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所以，后来确定的招生方针中就取消了“单位同意”这一条。

（二）放宽招生年龄、婚姻限制，为老三届学生特别是大龄下乡青年上大学制定了特殊政策。

1977年的招生文件规定：“考生年龄在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这个规定对老三届高中学生，特别是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来说，无异于下了一道“逐客令”。因为此时他们大多已30岁左右，而且很多人都有了家室。对于这一批特定年代形成的特殊群体，邓小平十分珍视。早在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就明确提出，要采取特殊政策通过严格考试从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学生上大学。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他又谈到下乡知青的报考问题：“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正是在邓小平的关怀下，高考破例为大龄知识青年开了绿灯。1977年的招生文件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1978年招生文件又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所以，在1977级、1978级两届大学生中，年龄、经历差别很大，夫妻同校、两代人同读的现象并不鲜见。

在恢复高考的政策中，还有一条特殊规定：大龄青年，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这条政策，为那些结婚生子、拖家带口的莘莘学子解除了后顾之忧。

（三）修改繁琐的政审条件，实行择优录取。

“文革”期间，以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审查，曾断送了多少有为青年的读书路。受“文革”影响，1977年教育部最初起草的恢复高考的招生文件中，对录取的政治条件规定得依然很细，罗列了许多由“阶级斗争为纲”派生出来的“左”的条条框框。邓小平对此十分不满。9月19日，他对教育部负责人说，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最后招生文件规定：招生实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思想表现”，政治思想表现的主要依据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这基本上就是邓小平的原话。政审条件的修改，引起全社会强烈反响，在当时被称为“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审条件的改变，迅速波及征兵、招工、提干等各个方面，为帮助全党全社会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思想束缚，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绝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事情，它是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一个突破口。

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就是这个决策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高素质人才。1977年冬，全国有570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27.8万人；1978年夏，全国共有610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40.2万人。1977、1978两届共录取68万名大学新生。这其中，大多数是政治立场坚定，有理想、有才华的知识青年。这批人后来都是改革开放各个领域的骨干，如今已成为社会的中坚。这说明，邓小平当年决策恢复高考，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不朽之作。

〔作者龙平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曙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