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宝华，1946年出生于北京。1949年随父亲部队南下到湘西，1952年到南京，1954年到广东、广州，1968年上山下乡到山西，1989年调回北京在某医院退休。1971年开始发表散文诗歌等作品，2004年开始在北京城区或昌平地区农村收集整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史料，出版过长篇纪实文学《不平凡的岁月》《永不磨灭的荣光》《历史铭记他们的功勋》等。
现为昌平区文联理事、区美协副主席。
1937年7月22日，在北平郊区昌平县白洋城村第一支中华民族抗日武装队伍成立，由最初的2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自称国民抗日军，中共党内称它“西山游击队”，群众称它为“红蓝箍”。
国难中初步成立
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激起中国人民强烈的抗战要求，纪亭榭（解放后曾任海军航空兵参谋长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高鹏（解放后曾任沈阳军区副司令）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两人上了半年学后，在救国会的领导下，创建了抗日救国学生团，高鹏任团长，纪亭榭任副团长。
赵同（又作赵侗，东北大学预科班学生），1932年与苗可秀、纪亭榭、高鹏等人在辽南组织抗日救国会与学生团，促进各部义勇军联合抗日。1933年，苗可秀、赵同、赵伟、白君实等人单独拉出一支队伍，成立少年铁血军，成员基本都是十七八岁的学生，大家称其为学生军，在东北军司令张学良的支持下得以发展。
日益强大的抗日队伍，给日寇造成极大的威胁和压力，日寇一心想消灭这些抗日力量。于是集中大量兵力进行围剿，尽管抗日队伍进行了英勇反击，但由于经验不足，又缺少枪支弹药和粮食，抗日队伍的人员越来越少，境况越来越困难、危险，持续下去很可能产生巨大伤亡。纪亭榭所属的队伍决定，学习井冈山的战斗方式，展开长期斗争。他们从日军的防线上撤退下来，来到北平。北平西单附近皮库胡同有一家专门为东北流亡学生设立的奉天会馆，纪亭榭就住在这里。
1935年6月，苗可秀壮烈牺牲，赵同接任司令，带领年轻的学生军继续战斗，但是面对日军的正规部队和武器装备，经历了一番极其艰苦的阶段，不得不退出战场转入地下，另外寻找抗日的出路，于是辗转来到北平。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各界人士纷纷起来，决心以各种形式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7月中旬的一天，纪亭榭、高鹏、宋鸣皋、吴静宇、刘凤梧、曹国仕、郑子丰、昌平瓦窑警察所所长鲍旭堂等十几个青年聚集在赵同的家里。大家商量着成立抗日军，但一是经费不足，二是抗日热情高涨，急需要一个活动基地。鲍旭堂介绍了昌平白羊城村这个地方，因为白羊城村地处交通要道，而且村子里有个叫汤万宁的，为了保卫家园带领村里人组织了保卫团，被众人拥戴为保卫团团总，手下有二十几个人，十来支枪。众人认为这一计划可行。于是请来汤万宁，经过商议大家开始行动。
清华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地下党员沈海清，秘密把赵同母亲和妹妹冒着被日伪军抓捕的危险送来的17支枪秘密藏在宿舍里，焦急地等待着7月18日。这天，高鹏、赵同、沈海清、吴新民、王新华、刘凤梧、吴静宇穿着当时大学生流行的长袍大褂，胸前别着沈海清事先准备好的清华大学校徽，提上藏着枪的书包，从清华大学的后门走出去。门外早有几个战友在等待，大家聚齐后按计划分头行动。纪亭榭留在城里继续想办法买枪，赵同带领王月、吴新民、王新华、张静海、任福祥四个兄弟和任福祥的儿子、吴静宇、唐海三及其子，共13人徒步向白羊城村进发。另一组由高鹏带着宋鸣皋、杜雄飞、季长武、高虹、刘凤梧、还有两个东北的中学生……也有十几个人，乘坐火车到昌平南口站下车，再徒步向白羊城村进发。
汤万宁热情欢迎这些从城里来的人，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坚决抗日的精神，令他十分敬佩。因此他决心全力以赴予以支持。当天，两路人马全部在汤万宁家会齐。双方共有二十多支枪，人多枪少。鲍旭堂提出到瓦窑警察所去拿枪支弹药，由于警察所远离县城，比较好对付。7月21日，按照商量好的办法，大家把瓦窑警察所的枪支弹药全部收缴过来。
群情振奋，赵同趁热打铁，马上召集诸位，商议建立抗日队伍。7月22日，在白羊城村关帝庙前的空场地上。武装起24人，由赵同宣布成立抗日军，举行武装起义，至此，北平郊区第一支中华民族抗日武装，在昌平县白羊城村诞生。
战斗中壮大实力
距离白羊城村十余里，有个叫永安庄的地主庄园，有东西相连两处大宅院，房屋二十余间。起义后汤万宁领着众人来到这里，以便从长计议。
白羊城村有七座皇家坟墓，里面有许多珍宝，经常有些不愿意劳动想一夜致富的亡命之徒寻找机会下手，看坟人为护陵墓经常与这些人发生战斗。村子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年轻人，不免引起看坟人的警惕。
7月22日一大早，赵同和高鹏商量，应该和附近的二十九军驻军打声招呼，以免引起误会。叮嘱曹国仕（辽宁岬岩县人，当年铁血军第四路指挥）前去。哪知看坟人先行一步，不辨情况就找到二十九军驻南口部队秘密报告：有土匪武装、汉奸队，流窜到了永安庄，阴谋盗窃皇家陵墓。驻军连长认为兵荒马乱之际肯定有不法之徒，趁火打劫发国难财，没有调查了解，就派一个排的兵力前去袭击。
7月25日拂晓，下起了小雨。二十九军一个排的人在张玉甫的带领下，包围了永安庄，并向屋子里面喊话，同时还开了枪，枪声惊动了屋里正在熟睡的人。赵同一个激灵从炕上跳到地上，一面招呼大家起来，一面向外面开枪，屋子里的人也开始了反击。二十九军排长和向导张玉甫中弹，当场牺牲。双方开始了激战，屋子里的两个青年学生被打中，曹国仕也负了伤。赵同看情况不妙，命令大家想办法突围，在妙峰山会合。
情急之际，刘凤梧找来一把铁镐，跑到枪声稀少的东墙根，砸开一个洞，招呼大家从洞口向外跑。曹国仕因为受了重伤，行动不便，他推开刘凤梧想拉他出去的手：我留下来掩护你们，快走！大家只好含着眼泪，钻出墙洞向南撤去。
队伍刚刚成立，就遭到二十九军的袭击，人心一下子散了，面临困境，赵同和留下来的高鹏等人商量，自己先回到城里，看看形势，再做打算。
回到城里，赵同找纪亭榭商量。两个人都感到这次教训是宣传不够，隐蔽有余，再干，就要敲锣打鼓地到处宣传自己是抗日队伍，这样就能够争取更多的人。纪亭榭建议联系张西尧（东北大学学生、东特?譹?訛的负责人之一），希望能够给抗日军增加新的力量，同时在物质上得到支持。
张西尧从纪亭榭处得知赵同的队伍刚成立，就被二十九军误击，濒于溃散的状况后，立即向书记苏梅作了汇报。经东特党委会研究决定，联系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北京市委，派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去团结赵同，壮大队伍、共同抗日。
为了保存这支抗日队伍，上级增派的人都是抗日爱国学生、坚决抗日分子。大部分是东青?譺?訛、东联?譻?訛的民先队员。闫铁是东北中山中学学生、徐明是东北中学学生，两人正在北平寻找抗日队伍的时候，接到党组织的通知，与赵同取得联系。
高鹏和众人躲在山里，望眼欲穿地盼着的时候，赵同、纪亭榭、闫铁回来了，同行的还有赵同的母亲及两个弟弟。并且从城里带来日用品，还有3挺机关枪、20支步枪和数千发子弹。
抗日军返回白羊城，严厉惩处了看坟人和他的同伙。赵同又召集大家开会，对于抗日军刚刚成立就遭到这场厄运，大家各抒己见，总结经验。纪亭榭、闫铁分别向张西尧作了汇报。张西尧针对上级党组织派去的这些人向纪亭榭提出几点要求：一、保证这批人的安全；二、给以工作上的方便；三、安排适当的位置。
因为沈海清既是共产党员又是赵同的亲戚、同学、同乡，工作起来方便，所以也被安排过去。
8月10日，东特派共产党员汪之力（解放后曾任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以东特救亡总会负责人的公开身份，北京市委属下的共产党员张如山（解放后曾任兰州军区政委）、史进前（解放后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前往抗日军。
8月18日，党组织又派杜伯华（吉林科大，精通中医、西医，后调入卫生部，因打针中毒牺牲）、王建中、王远音、余振中、冷拙、包乾、尚英、霍志德、王文、王达、霍炎等出城。东特也集中力量在北平郊区搞武装，这些对赵同的抗日部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抗日军由最初的二十几人发展到五六十人，经党组织介绍加入的人员占了多一半，从此抗日军在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下，走上新生道路。
赵同带领众人到沙河镇西的范家庄附近活动，队伍增加了，就得有粮食，有枪，这支队伍外无援助，内无钱粮。正在发愁的时候，有人了解到北平德胜门外不远，有座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成一座监狱，经北洋军阀根据日本和德国的模式改造成河北省第二监狱。里面关押着七八百名犯人，大多是死刑犯，还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和政治犯，日军刚刚占领北平，顾不上派兵接管这所监狱。里面拥有三挺机关枪、四十来支步枪，虽然有几十个看守，但都是些老爷兵，打不了仗。根据这个情况，抗日军进行了一番侦察、研究后决心攻打。
8月22日夜晚，赵同按照事先计划安排，命令任福祥、包乾、冷拙带十几个人，架上机关枪监视德胜门方向的敌人，宋鸣皋带人和机关枪监视西直门方向的敌人。队伍在距离监狱大门大约五米的胡同里隐蔽起来。
吴靖宇（大同学院的学生会日语）化装成日本军官，敲开了监狱大门。抗日军冲进监狱，用枪逼着守监狱的人，打开各个牢门，有的犯人自己砸开牢门。监狱里的欢呼声、砸门声、砸镣铐声响成一片。但季长武胡乱放的枪声惊动了德胜门方向的日军，双方交了火，抗日军三挺机关枪、长枪、短枪同时扫射。日军见势不妙，不明情况，停了火。
抗日军引领人群到了铁狮子坟的一片树林里，赵同站在队伍前讲明：日寇侵占东三省，又占领平津，要保卫家园，必须团结起来，拿起武器赶走日本侵略者。愿意抗日的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干。老弱病残的或者不愿意留下的，趁天还没亮赶快走，免得被敌人再抓到。
人群中站出一个人说：“我是唐洛寿，磁县暴动的副总指挥，我们参加抗日队伍。”接着韩庄、王洁清、刘平、黄秋平、林杨、吴燕生、杨诚、毛岱、葛戌申、李大钊的侄子李海涛纷纷站出来。接着几乎所有的人都站了出来。老弱病残虽然也想参加抗日队伍，但是力不从心，犹豫再三，只好走出队伍，消失在夜幕之中。
通过这次行动，抗日队伍一下子壮大起来，增加了近700人、缴获机关枪3挺、手枪17支、步枪39支、还有一些弹药。
党领导下正规化
抗日队伍夜袭德胜门外第二监狱的消息，迅速传遍北平城，甚至国外。北平城内的敌人乱做一团，日军万万没有想到中国民族抗日武装会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砸了监狱，救了犯人，这让他们心有余悸。日军立即封锁了德胜门，禁止城里城外的集市。伪北平市警察局紧急召开监狱治安会议。
1937年12月15日，《世界时报》报道了第二监狱受到抗日军打击之后，陷入瘫痪，直到12月才得以恢复。
抗日军这一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北平同胞的抗日热情，城里的爱国青年们，乡下的穷苦农民、当地的二十九军和冀东保安队的士兵纷纷归附，还收编了一些小股的杂牌武装，如高宪章部。抗日军迅速扩大到一千多人，增添了不少新式长短枪，机关枪，还有迫击炮。
抗日军由于人员成份复杂，鱼龙混杂，队伍里违反纪律的现象便时有发生。一些基层领导把增人增枪视为己有，不服从统一调动，造成恶劣影响，部队领导层内的矛盾也日益尖锐。
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进步学生和爱国志士，对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表示强烈不满。为了这支队伍的健康壮大，东特派焦若愚（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市长）、陈大凡、林必宜帮助抗日军加强思想教育，整顿纪律。
抗日军领导经过反复研究磋商，统一了思想，决定进行整军，由汪之力起草全军约法。
9月5日上午，全军在三星庄东头的一片空场地集合。由赵同宣布国民抗日军的成立、确立了队旗、队徽、部队的章程、基本纪律等。
汪之力宣读了全军约法：其中规定所有人员、武器、军需财物归全军所有，统一指挥、统一调动，全军以军人大会或军人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全军重大事项均需由军政委员会讨论决定……
军政委员会人员有：赵同、高鹏、纪亭榭、郑子丰、任福祥、宋鸣皋、刘凤梧、杜伯华、霍炎、秘书长汪之力，下设三个总队。
这次全军大会正式定名为国民抗日军，军旗：红旗白色旗裤，上写有“国民抗日军”字样，全军每个人胳膊上佩戴袖标，袖标尺寸大小为四指并拢，分裁红色和蓝色后缝合为红蓝箍，红色代表战斗，蓝色代表祖国山河，寓意为用战斗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祖国大好河山。
经上级批准，成立党的队委会，队委会成员有：汪之力、王远音、王建中、陈大凡、沈海清、王文、闫铁、张如山、于善甲、王达、金振中、冷拙、史进前、霍至德、尚英、黄秋平、贾蒿明等人。从第二监狱营救出来的共产党员通过组织批准恢复了党的关系，各中队建立党员小组，共产党员大部在各级担任领导职务。当时党员的身份和党的组织都是秘密的。任务是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好争取上层，团结基层，把这支队伍逐步改造成党直接领导下的人民武装。
（作者单位：北京市昌平沙河医院 北京 102206）
